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国经济水平得到了飞跃。对于地方政府而言,也暗生了“经济几何”与“政绩有无”划归为等号的扭曲发展态势,进一步言,经济的高增长就是权力群体的地位、财富的高增长。“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才”,不可否认,地方的发展倚靠着能人的科学指引和决策,“能政”者魄力厚重,积极且勇为、精明而实干、临事但果敢,担得起事更做得成事,地方政绩因能人发生“数据漂移”。但同时强政绩成为了滋生腐败的温床,在强政绩刺激下,干部队伍中“能人腐败”现象开始滋生并迅速蔓延开来。党的十八大之后,我国反腐形势出现了历史性转折,中央秉持“零容忍”的基本态度严厉整肃党风政纪,强力推进反腐,出台实施一系列重大惩治举措,领导干部的精神面貌发生一定的变化,不良作风有所好转、“四风”问题有所收敛、责任意识有所增强,政治生态环境的纯洁性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回升。但强反腐态势下部分领导干部慵、懒、散、怠现象增多,效率低下、推着干、看着干的情绪正在滋长蔓延,他们退身自保,在履职过程中或消极作为、或假作为更有甚干脆不作为,这些亦逐渐演变为党政系统中的“为官不为”问题,造成有些政策方针的执行“虎头蛇尾”,难以入木三分,并严重阻碍地区社会发展,影响经济、民生。“能政”与“廉政”作为经济新常态和反腐败压倒态势两大背景对领导履职要求的一体两面,在现实中出现严重的背离现象,即“能人”腐败与“庸政”履职犹如按下葫芦浮起瓢,此起彼伏,间断不消,对政府的创新力和公众满意度都构成了严重危害。本文梳理了国内外学者有关干部“能政”与“廉政”激励问题的研究思路和已有成果,不难发现,国内外在干部“能廉”问题的研究上,学者笔墨多搁于促进干部“能政”、“廉政”维度的见解上,或多以“能人腐败”与“为官不为”的负面管控机制为研究针对点,对于促进“能政”与促进“廉政”的机制和路径是否存在相互制约关系的研究或现实案例却鲜有见闻,更未从协同激励、促进能政廉政良性耦合的视域展开讨论,仍有“碎片化”治理的阴影。在我国现行的干部考评机制中,对领导干部要求的“德、能、勤、绩、廉”五大方面,要素“能、勤、绩”综合为本文所指之“能政”中;而“德、廉”则融于“廉政”之广义中。鉴于存在“能人腐败”与“为官不为”的跷跷板问题,“能政”与“廉政”在进路上可否激励相容,从而实现干部对“能政”和“廉政”的追求的内在的最大公约数——以人为本、提高公众满意度,这对干部考核评价机制的革新而言确属需要深究的命题。深言之,两者本质上具有价值相容性,即良性耦合的属性。因此,“能政”和“廉政”之间的耦合关系也就成了本文的切入点和可能的创新点。本文基于耦合理论、协同治理理论以及激励相容理论,分析了干部履职过程中“能廉”激励的碎片化问题、激励手段和目标不冲突亦不强化的机会主义倾向,从激励的价值相容出发,阐释了“能廉”良性耦合的可能性。结合对N市的实地调查和数据库的选取,发现了N市干部“廉能”激励错配的现实问题,通过构建耦合度、协调耦合度测算模型,借助SPSS17.0和EXCEL对该市十个县区“能政”和“廉政”耦合度、协调耦合度进行了分析,十个县区耦合度测算结果显示a区、b区、c区等六个地区为低水平耦合状态,e区、g县、j市为拮抗状态,i市耦合则为磨合阶段,耦合水平相对其他地区较高;十个县区协调耦合度测算结果显示N市总体上属于低度协调耦合的状态。后文尝试归纳出N市“廉能”耦合机制障碍的表现和特征,即在激励目标、手段、过程、评价中体现的“廉能”各自强激励、“廉能”各自弱激励、“廉能”互为强弱激励及“廉能”阶段性波动激励等错配特征。紧接着剖析了导致N市干部“廉能”激励错配的内、外在原因,以及“廉”、“能”综评水平呈地域差异,“廉”、“能”综评水平阶段性波动,“廉能”综评指数及耦合协调性降低的负面影响。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消除干部“廉能”耦合机制障碍的制度建议,即要构建完备的目标协同激励机制、组织并创新各类手段协同激励机制、完善过程协同激励机制和加快评价协同机制的构建等较全面的激励相容的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