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计委表态,将继续严厉打击代孕行为,这并未终结对于代孕认识的分歧。目前,不论是理论界还是实务界,对于代孕行为的性质依旧是众说纷纭,看法不一。无偿的、妊娠型代孕行为的本质在于不孕夫妻对生殖技术的合理使用,仍然在权利的正当行使范围之内,其并不违法,也不悖于善良风俗,不会过分冲击人们的道德情感,可以同我国当下社会道德文明观念相协调。妊娠型代孕就是不孕夫妻实现其生育权与代孕女对其身体法益的自主处分相结合的产物,域外的经验也启示我们,只要管控手段得当,可以达到维护代孕女的人格尊严,保障其身体健康不至于遭受无法回复的损害,同时也为不孕夫妻提供了通过利用辅助生殖技术,实现生育带有自身血统的子女、延续血脉、寄托情感利益的机会。代孕的类型,动机方式多种多样,需要进行精确地分析与处理,适度的合法化,一则可以保障生育权益,二则可以降低委托夫妻和代孕女在在地下黑市进行代孕活动时,所遭受的剥削与压迫的风险,其解决问题的效果比禁止的效果更优。随着社会民众对代孕的认识的增加,对其的认可度与宽容也在不断提升,这样代孕制度有限放开对生命伦理和社会道德感带来的冲击会越来越弱。当代孕制度是以治疗不孕症为目的,能够积极保障委托夫妻、代孕女与代孕所生子女的权益,也不违反社会公德家庭伦常,严格限定条件下有限开放代孕,具有其正当合理性与合法性,同时也具有现实迫切性,可行性。因此,文章主要拟对夫妻双方中由于妻子无法孕育而与代孕女性签订的妊娠型代孕合同的效力进行探讨、研究。全文主要由四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主要通过介绍我国当下关于代孕的立法现状,司法实践与学术观点,提出问题,并将问题提炼为从合同的内容的合法性与妥当性视角来看待代孕合同效力问题;从权利行使的角度来看待代孕是否有损人格尊严,究竟为正当行使权利,抑或是超越了权利行使的范围。第二部分,主要是通过探究合法性与妥当性关系,以此来展开对代孕合同效力的探讨,并指出目前很难从合法性的角度来否定代孕合同的效力,只能是通过妥当性的角度来认定合同的效力。并接着从人格尊严,生育权以及身体法益的自主处分等视角来探究妊娠型代孕合同的效力,进一步指出非商业化的、利他性的妊娠型代孕是不孕夫妻正当行使生育权与代孕女行使身体法益自主处分权结合的产物,并不存在有损代孕女人格尊严的问题。第三部分,则进一步指出我国承认妊娠型代孕合同的效力符合法理,事理和情理。并结合域外法的经验,提出在我国应当如何建构出一套比较完善的代孕合同制度,既能保障不孕夫妻能生育带有自身血统的子女,又能确保代孕女的身体健康及尊严不受到难以回复的侵害。第四部分,余论。社会价值日益多元背景的下,应当如何看待合同是否悖俗的问题。正确的做法是,综合考虑本国历史文化背景、社会现实状况,在明晰本国、本时代的真实社会需要的前提下,作出同本国、本时代的要求相匹配的价值判断与利益衡量,并保持一定的发展预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