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自由是影响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甚至可以与影响经济发展的劳动力因素和资本因素相提并论。本文基于我国内地30个省市1978年-2017年的年度面板数据,选取了构建经济自由体系的8个指标,包括城乡就业人口比、政府消费、政府财政、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数占比、进出口总额、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和贷款金额,并利用主成分法对国内经济自由度指数进行了测度。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国内经济增长与经济自由关系的实证研究。首先,基于面板数据的平稳性检验和个体效应检验,将劳动力投入、资本投入作为控制变量,经济自由度作为主要研究变量,选择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回归,验证了经济自由对经济增长的正向促进作用以及两者存在显著的非线性关系。同时,将我国各省市划分为沿海和内地省份两组,研究经济自由在地区上的作用差异,发现经济自由在内地省份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于沿海省份。我国应关注内地经济自由的发展水平,刺激经济有效发展。为进一步探究经济增长与经济自由的非线性关系,分别将经济自由和经济水平作为门槛变量,利用面板门槛回归模型得出了经济自由对经济增长作用的区间效应:第一,经济自由在不同经济自由水平下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效果不同。以经济自由自身作为门槛变量的双重门槛模型显著,经济自由对应的两个门槛值依次为-3.265、-0.002。以门槛值依据将我国经济自由大致划为三个水平阶段,即低经济自由、中等经济自由和高经济自由。经济自由在低、中、高三个经济自由水平上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果依次减弱,且在高经济自由下减弱幅度最大。第二,经济自由在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下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效果不同。用人均GDP代表经济发展水平作为门槛变量,同样存在两个显著的门槛值,依次为1997元和7750元。当人均GDP低于1997元时,经济自由对经济增长的正向影响效果最大,并且随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刺激经济增长的效果减弱。基于本文研究结果,我国应:（1）保持高经济自由度、高经济发展水平地区的经济自由度水平,维持经济自由对经济增长的持续正向作用。（2）关注低经济自由、低经济发展水平地区的经济自由发展,这些地区往往集中在内地。从整体上来说,我国经济自由程度仍处于一个较低水平,主要是由于我国地区经济自由度发展不平衡,仅有少数沿海城市处于较高经济自由水平,绝大部分省市的经济自由有待提高。我国应不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提高对外开放水平,促进城乡人口流动自由、贸易自由、金融自由,减少国家行业垄断,激励非公有化发展,全方位地促进经济自由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