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有名的多产作家,张恨水在1949年之后的作品却很少被人所注意到。本文将在第一部分描述张恨水在进入1949年后的个人遭际,以及张恨水与新中国文坛的关系,以便为他的这部分书写来确定我们应该考量的立场和维度；在第二部分将通过对张恨水的书写文本特别是民间传说的小说化改写文本的细读和具体分析,提出他在书写中遇到的问题,并分析呈现出的文本形态；第三部分本文将把这部分小说化改写文本视为是另一种“通俗化”的可能,并论证其合理合法性的可能,发掘背后可能潜藏的价值和意义；最后本文将把张恨水的书写与这一时期其他的类似性质的书写文本进行对话,希望能够进一步指出张恨水的书写文本作为另一种“通俗化”的存在意义与价值。本文并不准备把张恨水当作某种程度的“文化遗民”来进行处理,也并不将此文的写作视为是另一种“潜在写作”式的发掘工作。本文特别希望揭示出,在张恨水的书写与当时新中国的新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和新的文艺范式之间,并不是简单的“压抑”与“被压抑”的关系。张恨水的这一时期的书写虽然不值得过分抬高,也不是毫无价值,更不是简单的意识形态文本,我们需要正视这些文本自身的意义和价值。这些意义和价值向我们揭示出了现在我们不太注意甚至忽视的“通俗化”形态,这也许是十七年文学语境里另一种“通俗化”的意义与可能,并将可能形成对已有的十七年文学语境里通俗化的认知的一种新的微妙“增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