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十九大召开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多次强调要大力推进依法治国,其中建立健全完备的法律体系、提高司法独立性、提升司法公信力等工作取得了重大进展,但是我国的法律制度正处在发展的阶段,并不能否认存在某些问题,解决这些存在的问题对于推动法治国家的建设有重大意义,缔约过失制度的不完善就是其中问题之一。缔约过失制度的设立初衷是促使进行缔约的各方当事人本着诚实信用的原则进行合同磋商,严守先合同义务,从而提高民事交易安全感,保障市场经济稳定发展。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42条、43条对缔约过失制度进行了初步阐述,并通过《合同法》第58条及其他相关司法解释对缔约过失的赔偿问题作出规定,但对于缔约过失责任赔偿范围以及缔约过失赔偿数额的规定较为模糊,这就导致在司法审判活动中对于缔约过失纠纷责任赔偿范围的界定和相应赔偿数额的计算没有相对统一的标准,易造成同案异判的问题出现。这不仅会对法律权威和司法公信力造成影响,还会使某些现实案例中利益受到侵害的当事人得不到应有的保护,其诉求得不到支持,损害无法得到赔偿,从而使纠纷中各方当事人的利益失衡,引发各种社会上的问题和矛盾。基于此问题的存在,文本将从不同的角度进行探索,将理论和实证结合起来进行相关问题的研究,找出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并发表一些浅显的看法,提出一点建议。本文正文主要分为以下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为案例统计分析及提出问题。首先利用检索工具收集大量我国近年来缔约过失纠纷案件的裁判文书,对作出裁判文书的法院的审级及区域分布、做出裁判的时间进行归纳统计并制成图表,通过分析得出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我国民商事交易行为越来越活跃,但是缔约过失纠纷案件也越来越多,不同区域和不同审级的法院对缔约过失纠纷案件的裁判都有所差异,这也是我国法律对相关制度的规定不明确造成的。然后选取其中典型的案例进行进一步分析研究,对裁判文书中判决结果和判决理由进行归纳总结,发现在我国司法实践中主要存在对缔约过失责任赔偿范围的界定不一致,对机会成本的计算考量因素无统一标准等问题。第二部分针对第一部分发现的问题进行原因分析。各法院对缔约过失纠纷案件的裁判无法形成统一的标准主要源于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立法层面的原因,我国法律和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不明确是司法实务中出现裁判差异的一个重要原因;二是司法层面原因,审判者对缔约过失制度所保护的利益以及适用缔约过失制度进行裁判所要达到的效果有着不同的价值取向,导致审判者在自由裁量时把握的尺度不同。最高法院对相似案件做出的裁判也不尽相同,加之相关指导性案例不足,这些因素共同造成了在司法审判中裁判标准的不一致;三是其他层面的原因,如经济飞速发展带来交易环境的巨大改变使得纠纷也变得更加复杂,且在不同的区域都有不同的社会实际环境,加之社会舆论对审判活动的影响,也是造成现存问题的重要原因。第三部分主要借鉴学术界对该问题的观点和各国司法实践中处理该问题的方法,结合我国实际情况提出相关的司法建议。管见认为以信赖利益为基础的缔约过失损害赔偿范围应当包括缔约成本和机会利益损失。在此基础上探讨两者纳入赔偿范围的合理性及缔约成本和机会利益损失计算应当考量的因素。第四部分主要讨论学术界对缔约过失责任赔偿的一些争论并发表本人的观点。争论一:固有利益是否应当纳入缔约过失责任的赔偿范围。通过对各国学者观点的研究总结,管见认为应当将固有利益的损失纳入缔约过失责任的赔偿范围之内。争论二:在确定缔约过失责任赔偿数额时是否应当以不超过履行利益作为限制。笔者的观点与崔建远教授等学者的观点相同,即因我国缔约过失责任适用于合同不成立的情况,而履行利益则是在合同成立的情况下讨论的,不应将两者相提并论,且有时涉及到固有利益等损害赔偿问题时,将履行利益作为赔偿数额的上限存在不合理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