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1世纪以来，金融市场危机频繁爆发，从美国次贷危机到欧债危机，每一次危机，从爆发地迅速扩散至全球其他主要国家。而金融危机的传染渠道一直是学者们所关注的。以往的研究都主要针对贸易渠道、金融市场渠道等传统学者公认的渠道进行深入探讨，而忽视了金融危机的纯传染渠道，即在行为金融学对投资者心理、行为研究的基础上，通过不同国家投资者对于市场变化作出的非理性情绪反应和投资行为所带来的金融市场异像加深。因此对于宏观国家之间的投资者情绪传染性研究是有必要的。　　本文主要研究金融危机背景下中美两国之间投资者情绪的传染性。本文借鉴了Baker和Wurgler（2006）提出的BW方法，即通过主成分分析降维，且累计方差解释率大于85%的标准来分别构造中美投资者情绪综合指标。首先通过格兰杰因果检验验证了金融危机发生期间，美国投资者情绪对中国投资者情绪存在单向传导，并在建立ARMA-KDE模型得出边缘分布后，用反映金融市场之间关联程度的Copula函数对两国的情绪指标进行相关性测度，通过静态Copula系数可以得知二者之间的相关系数较大，因此中国的投资者情绪对于美国投资者投资心理或行为产生异常后作出相应反应的概率较大，中美两国之间的投资者情绪指标存在传染性。通过时变Copula可以看出在08年金融危机发生期间，二者之间的相关系数波动明显增加，因此在次贷危机前后，两国的投资者情绪传染性达到峰值。通过对比金融危机期间和非危机期间的时变相关系数，更加印证了在金融危机期间的投资者情绪传染性较强，且传染存在一定程度的滞后性。最后我们通过建立金融危机期间两国情绪指标的VAR模型构建脉冲响应，美国投资者情绪在滞后前两期对中国投资者情绪存在正向脉冲响应，在第二期达到峰值，而后由于金融危机期间负面消息不断发生，导致投资者情绪非理性行为叠加，因此冲击持续衰减速度较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