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向前推进,社区作为社会管理和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发展平台的功能越来越明显。我国社区建设的目的是培育基层民主和促进社会再整合,同时也要加强基层政权建设和行政管理。“善治”是我国社区治理的目标选择。体制创新在社区治理中起着重要作用。治理理论是社区治理体制创新的理论依据,这不仅适应全球范围的治理变革潮流,也顺应我国政府职能转换和基层民主发展要求。实践探索是社区治理体制创新的现实基础,经过几年艰苦探索,部分城市已经建立起较为有效、具有特色的社区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其中,“宁波模式”以它独特的优势成为社区治理体制创新的典型。“宁波模式”以治理理论为基础,包括选聘分离社区体制改革、民主选举制度创设和职业化社区工作者队伍建设三个互为因果、互相契合、缺一不可的制度创新环节。该体制设置既解决了居委会自治功能残缺、社区工作者队伍机制不活和社会公共管理无序的问题,也实现了政府社会化职能向社会基层的转移,使政府的社会化职能在社区平台得以实现和强化。“宁波模式”是对善治理念的创新运用,它在一定程度上满足“善治”的合法性、法治性、透明性、责任性、回应性、有效性、参与性、稳定性、廉洁性、公正性等十个要素要求。但是,“宁波模式”在运行过程中,也会出现落实不力、操作不畅等现象,或是主观原因,或是客观原因,都为进一步完善“宁波模式”提供了空间。创新过程永无止境,改革魅力无穷无尽。任何一种创新性实践都是在理性思考和实践探索中,对自己或它人足迹的反思和扬弃中,逐步成长、不断完善。国情、市情、区情的不同,决定了任何社区治理都不能照抄照搬国外或本国其它地区的社区治理模式。因此,我国城市社区治理体制创新的未来选择只能是走一条适合国情、市情、区情的社区治理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