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主要研究了政府投入及环境规制对企业创新的影响,首先运用了演化博弈理论构造了政府和企业的博弈模型,分析了政府对环境规制强度和研发资金支持力度的选择,以及企业是否采取创新策略演化过程,并运用数值仿真的方法模拟初始点向均衡点演化的轨迹;然后分别从数量上和质量上分析政府投入对环境规制的创新效应的影响程度,在数量上侧重分析政府投入是否能够调节环境规制对企业创新行为的作用,在质量上侧重分析政府投入是否能够调节环境规制对企业创新效率的作用。本文的研究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其一是运用演化博弈理论分析政府投入及环境规制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利用演化博弈理论,构建在不同环境规制强度和政府投入力度下的“政府-企业”的博弈模型,分析了政府和企业进行博弈的演化过程,并运用数值仿真的方法模拟初始点向均衡点演化的轨迹,最后得出结论：政府投入能够促使严格的环境规制与企业创新的同时实现。其二是从数量上实证检验政府投入及环境规制对企业创新的作用,即检验政府投入是否能够调节环境规制对创新行为的影响。为了从数量上衡量企业创新行为,这里用新产品销售收入作为代替指标。通过模型设定,利用中国大陆的区域面板数据和35个行业的面板数据,首先研究环境规制对创新行为的作用,然后分析政府投入对创新行为的影响,最后分析政府投入是否能够促进环境规制创新效应的发挥。并在区域分析中比较东中西地区的效应差异,在行业分析中比较污染密集型行业与清洁生产型行业的效应差异。检验结果表明全国及东、中、西部地区的政府投入均能够正向地调节环境规制对企业创新行为的作用；全国及污染密集型行业,增加政府直接投入与政府间接投入,均对环境规制的创新行为产生正向的调节作用,而清洁生产型行业政府投入对环境规制创新行为的正向作用并未显现。其三,从质量上实证检验政府投入及环境规制对企业创新的作用,即检验研究政府投入是否能够调节环境规制对创新效率的影响。为了从质量上衡量环境规制的创新效应,这里以包含非期望产出的创新效率值作为衡量指标。首先要测算中国包含非期望产出时的区域和行业创新效率。区域创新效率是采用非参数的SBM模型,根据中国大陆30个省市的面板数据测算得出,并将其分成东中西部地区进行对比分析；行业创新效率利用同样的模型根据中国35个工业行业的面板数据测算得出,并将其分成污染密集型和清洁生产型行业进行比较分析。然后利用Tobit回归模型分析政府投入对环境规制创新效率的影响。这里分别从区域和行业两个视角进行分析,首先考虑环境规制对创新效率的影响,然后分析直接与间接的政府投入对创新的影响,最后检验政府投入是否能够促进环境规制创新效率的提高。在分析政府投入对区域环境规制创新效率的影响时,对东中西地区的作用效果进行比较分析；在分析政府投入对行业环境规制创新效率的影响时,对污染密集型和清洁生产型行业的作用效果进行了比较。检验结果表明全国及东、中、西部地区的政府投入均能够正向地调节环境规制对企业创新效率的作用；全国及污染密集型行业,政府投入能够显著地提升环境规制的创新效率,而清洁生产型行业中政府投入达不到提升环境规制创新效率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