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和货币政策是国家进行宏观调控、保证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社会正常运转的重要手段。在长期的政策调控过程中,经济各基本面表现、社会对国家的政策预期及具体政策措施构成了一个互相影响的反馈渠道,从而形成了一个有序的政策传导机制将政策传导到实体经济中去,产生预期的政策效果。目前我国经济步入新常态,社会全面开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转型期经济结构亟待优化、各种经济问题亟待解决、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调控亟待发挥预期作用,因此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如何配合以实现最优的经济和社会效应成为当下需要重点研究的问题。这一背景为本文深入研究财政货币政策的配合提供了契机,通过反思以往我国财政货币政策调控中存在的问题,吸取政策配合的经验,理顺政策配合的传导机制,明确财政货币政策之间的作用关系,才能实现财政货币政策更好地配合,使宏观调控更加理性,从而对我国经济和社会平稳运行更好地发挥调控作用。本文探讨了财政货币政策配合的政策目标、微观基础和传导机制,并采用结构向量自回归(SVAR)模型做实证分析,得出财政货币政策具有联动性、但是彼此间的影响具有统计上非对称关系的结论,然后引入包含真实粘性和财政货币政策规则的新凯恩斯主义动态随机一般均衡(NK-DSGE)模型,通过理论模型和实际数据及实证结果的匹配,得出如下结论:(1)在我国,财政货币政策之间不仅不是单纯的替代关系或互补关系,而且也并不是完全的非对称关系,即扩张的财政政策会引致货币政策的被动扩张,而扩张的货币政策也伴随着财政支出的扩张。究其原因,前者是由于政府债务和财政赤字导致的赤字货币化的结果,而后者则是由政府支出非理性倾向于多支出导致的,尤其是多消费性支出,其并不完全算得上政策行为,而且在实证分析结果中并不显著,但是确实存在。(2)财政政策效应较货币政策效应对经济增长更为显著,而且财政政策目标更为明确,作用更为直接,而且鉴于财政政策的独立性可以充分发挥稳定经济的作用,因此我国以财政政策调控为主,辅以灵活调整的货币政策。货币政策工具在维持物价稳定方面有重要作用,而且考虑到了居民的通胀预期,从而调控效果更好。(3)鉴于我国利率并未完全市场化,因此与美国等西方国家不同,我国以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为主且效应显著,但是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对宏观经济的调控效果其实优于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且政策效应持续时间短,从而对经济的扭曲效果要小,而且其受财政政策的影响小,因此既可与财政政策相配合又能较独立地实现自身的政策目标。根据结论给出相应政策建议:(1)强化央行独立性。由于我国货币供给受多目标驱动,货币政策并非独立,因而财政扩张造成被动的货币供给扩张的波动会传递到实体经济中,造成实体经济的波动,使财政赤字货币化对我国经济产生不良影响。因此,中国的财政赤字规模控制要更为谨慎,更为重要的是必须强化央行的独立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配合要适度,且政策目标的设定要明确且具有可操作性,从而控制财政赤字货币化的趋势。(2)加快构建利率走廊,实现利率市场化。首先要统一基准利率,理顺利率传导机制,逐渐形成以上海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Shibor)、国债收益率曲线和贷款基础利率(LPR)等为主的基准利率体系,使市场利率定价的自律性得到充分体现。其次要加快构建利率走廊,根据央行目前对利率走廊的研究和探索及利率自身特点,我国的利率走廊模式可以银行间拆借利率或回购利率为政策目标利率,走廊上限为短期借贷便利(SLF)利率,走廊下限设定为超额存款准备金利率。(3)政策配合以财政政策调控为主,货币政策灵活调整。我国目前正在着力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视供给管理就是为了迎合国内的需求,因此宏观调控政策要引导企业提高效率和劳动生产率,调整产业结构,不断研发创新,而财政政策在这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继续实行以财政政策调控为主、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政策路线是必要的。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由于财政政策对经济的刺激效应较强,且其具有明显的挤出效应,对经济的长期发展有不利影响,而鉴于其联动性且政策目标的一致性,采用松紧搭配型的财政货币政策组合会抵消掉部分政策效果,这就要求对多重政策目标的实现进行取舍,且要控制好松紧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