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愿性会计政策变更是实证会计理论研究的核心内容之一。继公司财务学的有效市场假说和资本资产定价模型产生以来，国外会计学界围绕上述问题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大量研究。但是这些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转型经济国家的固有特征，因而不能达到解释和预测转型经济国家会计实务的目的。 基于上述原因，论文运用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方法探讨我国转型经济时期上市公司自愿性会计政策变更的盈余管理、契约动因、经济后果、审计鉴证和公司治理等一系列理论和实务问题，进而为我国上市公司的证券市场监管提供理论支持和政策建议。 论文的研究工作从层次上分为三个部分，相应的研究内容和结论如下： 论文第一部分包括第2章和第3章。其中，第2章在介绍和评析选择性不实财务披露假说、企业契约理论、经济后果学说以及无效应假说和机械性假说的理论纷争基础上，运用规范分析方法探讨了上述理论学说(或假说)与会计信息及自愿性会计政策变更的相互关系。第3章运用规范分析方法探讨了与自愿性会计政策变更有关的概念框架，分析了我国上市公司自愿性会计政策变更的相关制度背景，构建了后续实证各章的实证研究框架，并提出了坚持一致性原则的三点理由和更为广泛的“广义会计政策一致论”观点和倾向机械性假说的基本理由。 论文第二部分包括第4章到第11章。该部分是整个论文的核心，其中，第4章通过研究样本和控制样本的一一配对，并运用均值检验、Wilcoxon符号等级检验以及Logistic回归方法检验了我国上市公司收益平滑、巨额冲销和政策诱增式盈余管理的产生动因。结果发现：我国上市公司在总体上存在利用自愿性会计政策变更的收益平滑、巨额冲销和政策诱增式盈余管理行为，其收益平滑存在利润递增式特征且影响因素包括与之正相关的企业规模、收费限制和报酬契约；巨额冲销行为的影响因素包括与之负相关的企业规模和与之正相关的董事变更比例；政策诱增式盈余管理行为的影响因素除政策性诱因外还包括与之负相关的政治成本、债务契约和与之正相关的报酬契约及会计师事务所规模。第5章首先在研究样本和控制样本的一一配对基础上，应用单变量检验和Logistic回归方法检验了自愿性会计政策变更与否的主要影响因素；然后单独就研究样本进行了自愿性会计政策变更程度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最后通过实证检验结果及问题讨论：在自愿性会计政策变更与否的符号检验层面证实了报酬契约假设，在自愿性会计政策变更的程度检验层面证实了政治成本假设、债务契约假设和股利限制假设并同时在上述两个层面证实了工会势力假设。第6章首先从符号检验层面探讨了自愿性会计政策变更对年度盈利可预测性的长期影响，然后从程度检验层面探讨了自愿性会计政策变更对年度盈利可预测性的短期影响，最后结合中国证监会对我国上市公司盈利预测误差的处罚规定，探讨自愿性会计政策变更对盈利预测误差的相机选择行为，结果发现：巨额冲销和政策诱增等恶意会计政策变更改变了年度盈利的长期可预测性，同时巨额冲销公司的盈利预测可能存在严重高估，并且当管理层的负预测误差超过20％时，管理层往往会采取提高当期利润的自愿性会计政策变更来降低盈利预测误差。第7章运用均值检验、线性回归和事件史研究方法，并结合利用自愿性会计政策变更所进行的收益平滑、巨额冲销以及政策诱增式盈余管理特征，检验了自愿性会计政策变更的信息噪音以及长期和短期的市场反应，结果发现：我国上市公司自愿性会计政策变更的短期市场反应和长期市场反应均为正；利用自愿性会计政策变更的巨额冲销和政策诱增式盈余管理行为均存在明显的信息噪音；我国投资者并不像无效应假说所假定的那样能“透过数字看出本质”，与之对应的机械性假说得以证实。第8章首先借鉴基于成长期权的企业价值评估模型和基于效用理论的讨价还价模型，详细分析企业价值变化的方向以及企业相关各方财富转移的途径；其次运用上市公司数据和实证检验方法检验自愿性会计政策变更对企业价值和相关各方利益分配的实际影响，其理论模型分析表明：企业股东和管理层利用自愿性会计政策变更进行收益平滑、巨额冲销和政策诱增式盈余管理增加了企业的价值，降低了债权人的价值，进而增加了股东的权益价值；其实证检验发现：Watts and Zimmerman关于自愿性会计政策变更将使得债权人财富向股东转移，股东财富向经理转移这一猜想的经验证据。第9章从公司与会计师事务所的意见分歧层面，运用均值检验、正交分析和Logistic回归方法，探讨了自愿性会计政策变更对会计师事务所变更的影响，结果发现：自愿性会计政策变更对当期利润的影响程度以及自愿性会计政策变更的性质公司和会计师事务所意见分歧的主要方面，该两项因素是导致主审会计师事务所变更的主要原因。 第10章在——配对的基础上运用均值检验和Logistic回归方法检验了我国注册会计师因上市公司自愿性会计政策变更而出具非标审计意见的主要考虑因素，结果发现：利润影响程度、有无盈余管理动机、审计风险程度和审计客户规模是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非标审计意见的主要考虑因素，其中前三个变量与被出具非标审计意见正相关，后一个变量与被出具非标审计意见负相关。第11章针对以政策诱增和巨额冲销为目的的恶意会计政策变更样本，运用均值检验、正交分析和Logistic回归方法，探讨上述恶意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司治理特征，结果发现：国有股“一股独大”和来自控股股东的董事比例与前述两类非正常自愿性会计政策变更正相关。论文第三部分包括第12章和第13章。其中，第12章主要结合股权相对集中或高度集中的中国上市公司特色，将自愿性政策变更作为一个可观测变量，通过建立单委托和双重委托代理模型，详细分析了降低代理成本的基本途径，其理论模型的分析结果表明：在股权相对集中或高度集中的上市公司中，当控股股东或大股东不能观察到经营者的工作努力水平以及中小股东不能观测其代理人——控股股东的努力水平时，将自愿性会计政策变更视为一种信息传递机制，分别写入控股股东或大股东与经营者、中小股东与其代理人之间的激励合同中，减少总代理成本，提高公司价值。论文第13章的研究内容主要是在总结论文第二部分实证研究结论的启示基础上，从完善我国会计制度、审计法规以及证券市场监管入手，提出规范自愿性会计政策变更，特别是恶意会计政策变更的政策建议。这些政策建议包括：1)绕过利润表和持续披露自愿性会计政策变更影响金额的会计制度变革设想；2)完善我国独立审计准则、强化注册会计师风险意识和加强审计市场监管的审计法规建议；3)用持续经营利润替代净利润指标、规定资产负债率的合理范围以及进一步推进监管政策的市场化改革等证券监管制度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