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是中国文学史上享誉极高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他的代表作《围城》以犀利、幽默的笔触描写了“现代中国某一部分社会、某一类人物”，《围城》的一大亮点是众多令人耳目一新的隐喻表达，钱钟书对隐喻的娴熟使用令全书妙趣横生、充满机智、幽默。20世纪70年代珍妮·凯利与茅国权合作，将《围城》翻译成英文，如何恰当处理这些隐喻，对译者提出了很高的要求，由于汉英独特的语言特点以及中英文化的差异，为隐喻的翻译设置了重重障碍，影响隐喻的可译性，然而汉英语言文化差异客观存在，不可能完全消除，需要运用采用恰当的翻译策略，尽量保证英语读者能够欣赏到原文汉语隐喻的喻体特征、文化寓意原貌。
　　本文结合《围城》的英译本，从汉英独特的语言差异和文化差异两方面，运用吕俊教授提出的三条翻译最低限度标准，来阐述隐喻翻译的可译性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吉迪恩·图瑞，尤金·奈达等西方翻译理论家和一些中国学者都提出了隐喻翻译的指导原则和方法，在此基础上，作者提出了两条汉英隐喻翻译原则：(1)求同存异；(2)根据语境弥补喻体缺失。根据对《围城》中隐喻翻译实例的研究分析，作者总结出三条相应的翻译策略：(1)在目的语中再现同一喻体；(2)用目的语中的标准喻体代替源语中的喻体；(3)直译喻体增加释义。经实例验证提出的隐喻汉英翻译原则和相应的翻译策略能够提高隐喻汉英翻译的质量，尤其是把汉语隐喻的喻体特征和文化寓意在英语译文中尽量保持和显示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