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国学经历了从“国粹”到“国故”,直至定名为“国学”的一个过程,这个定名的过程颇为复杂,反映了在不同的语境中,现代国学观念不同的文化走向。与中国近现代历史进程相适应,本文拟通过对晚清民国(1901-1937)先后出现的三十余种以“国粹”、“国故”、“国学”为关键词命名的国学类学术期刊上刊登的学术文章的分析、整理和综合研究,辅以对其所属学术团体和学术教育、研究机构等的兴衰情况的考察,比较系统、深入地理清现代国学观念的发生与走向。第一阶段以《国粹学报》、《国学萃编》为主。梳理出在西学东渐、中国社会变动剧烈、民族危机深重的时代背景下学术与国家的关系,即在救亡图存意识主导下,以政治走向为核心的国学观念;第二阶段以《国学丛刊》(北京国学研究会主办)、《国故》月刊为主。分析辛亥革命后,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代名词的现代国学,在基本价值观、学术理念和基本学术倾向上,与第一阶段政治意义上强调学术与国家唇齿相依的关系有所不同。国学在此阶段不再作为国家兴亡的文化基础,而是从文化的角度重建学术的自觉意识,批判原有文化,引进西方种种文化价值观来发展中国的现代文化;第三阶段以《国学季刊》、《国学论丛》与《国学丛刊》(东南大学国学研究会主办)、《华国》月刊为主。在此阶段,出现了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东南大学国学院、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等一系列国学教育和研究的专门机构,且由于地域不同,导致南北学界对现代学术、文化理解的歧义和纷争。以北京大学国学门和清华国学研究院为主的北方学界以《国学季刊》、《国学论丛》为阵地,强调不包含任何强烈感情色彩的中性的整理国故。以胡适、陈垣、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李济等为代表的北方学人因而以运用新工具、扩展新材料的新国学主张及学术实践而成绩斐然,声望日隆。以《国学丛刊》和《华国》为阵地,以顾实、陈中凡、吴梅、章太炎等为代表的南方学人则强调甄明学术,发扬国光,代表了承继国粹派一脉而来的国学研究文化走向。双方论争的焦点,集中在学术层面上。此一时期所强调的国学,既非政治,又非文化,而是在全面接纳现代“知识”体系后,在学术层面上如何发展学术研究。而1930年至1937年,民族危机渐趋深重。民间国学团体苏州国学研究会、章氏苏州国学研究会、天津国学研究会及其会刊《国学商兑》、《国学论衡》、《制言》、《国学》月刊特别强调其“致用”之功和维系人心之效,此一阶段的国学走向再次回归到对传统文化和学术的保护和研究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