莎车是新疆第一人口大县,有20多个民族,维吾尔民族占总人口的96.3%,汉族人口大约占3.5%。汉族与维族人口比例悬殊较大。莎车镇商业较为发达,人口流动大;莎车汉族生活的历史悠久,为汉族移民文化适应与变迁研究提供了很好的样本。此外,历史上的南疆六城乃至整个南疆地区的历史文化、汉族和维吾尔族人口比例和宗教情况都与莎车有着极大的相似性,莎车文化现象在南疆带有一定的普遍性,有窥一斑而见全豹的样本价值。通过历史文献和相关资料,梳理了自汉代莎车国开始汉族迁徙生活的历史;莎车县汉族人口分布情况;汉族职业结构;籍贯分类。反映汉族移民在该地的社会文化适应与变迁,既依附于国家与时代变化,又受局部民族地区文化的影响。本文在莎车县选取了四个非常典型的社区做了比较研究,通过描述莎车汉人(包括世代居住和近几十年汉族移民)的生存状况和文化适应,分析作为异文化的汉文化与当地维吾尔文化排斥、冲突、相融的缓慢而复杂的演变。研究的目:并不局限于变迁文化结果的说明,更想要捕捉和把握文化符号和具体变化过程,预测文化变迁方向。汉族移民在迁入地的文化适应是一个过程,有层次的差别。本文论述以内、外两类文化适应模式的分类方法展开。汉族移民外在文化适应(居住及生计的环境适应、语言、饮食及服饰的适应)和内在的文化适应(社会交往、婚丧嫁娶家庭伦理、节庆娱乐、宗教信仰)。语言服饰、行为方式等非本质文化较容易改变而且适应相对较快。外在文化特征的表征可以用来表示任何一个民族群体的特征。内在的文化特征较难撼动,移民文化的内在适应往往滞后于外在适应。汉维两个民族深层次心理和情感等内在的深层次的文化特质适应上较慢,汉族移民和当地维吾尔族的文化融合将会是渐进的和非直线的过程。本文以长期大量的田野调查为写作基础。灵活务实的设计调查程序。田野调查方法主要包括结构化访谈法和深度访谈法的充分运用,以及他者的近距离观察和生活融入的体验。并运用数据分析的方法,结合图表、量化分析研究资料。深入细致的了解汉族移民的丰富生活和文化适应情况。在历史文献、地方志、档案资料和田野研究中寻找文化传承的线索,田野到书斋关联贯通研究。以个人为文化适应的最小单位,开展了相对完整、系统的剖析研究。在导致变迁的原因问题上,强调文化内部的发展,同时也强调引起文化适应的外部作用。莎车在历史上曾建回汉双城,形成今天各自聚居的特点,民族文化隔阂和融合并存。在一个维族文化底蕴深厚的地方,研究汉族移民的文化适应与变迁,两种文化的激烈碰撞有着更深刻和不同寻常的意义。改革开放后,南疆各个城市的汉族人口增长较快。随着移民群体的不断扩大,移民之间的社会支持网络也变得愈趋庞大,移民社会网络呈现日趋封闭的状态。居住隔离使不同民族之间语言交流的场所及民间社会交往减少,而只有民族混居才能为充分的交流和交往提供场所。语言交流的障碍,容易造成民族间的“排他性”,引发居住隔离;而语言交流的畅通会加强民族间的沟通,充分的社会交往则会改善居住隔离状态。也就是说本文所描述的外在文化适应与内在文化适应互为因果。莎车汉族移民文化适应的积极、消极因素在不同历史时期发生着此消彼长的变化,政策导向、族际婚姻、偶发事件等综合作用于移民文化融合。本文描述和分析了生产、居住、语言、交往、习俗、信仰等个体和微观层面因素,也考虑到制度与环境的宏观因素对移民文化适应的影响,但仍未形成系统的因果机制研究。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信息高速传播的现代文明冲击下,文化的更新超过了文化的传承,引起传统文化的危机和失落。文化的失落感,激起了少数民族对本民族文化强烈的保护意识,进而表现为民族认同的增强和国家认同的弱化。实践证明仅仅是基于民族、性别、城乡、地域的政策促进和差别对待变得越来越敏感,能够提供社会成员所认可的基本共识只能是社会制度的法治化,公平正义要求把各个民族公民纳入国家的普遍主义模式,并关注少数民族的文化赞同。20世纪后半叶以莎车为代表的南疆地区,高水平移民和继而引发的多元文化整合,少数文化群体成员面临选择时被边缘化的危险,这些可能都需要制度的重新安排。本文认为公民身份的强化也许终将成为一种趋势。生活在莎车的各族人民,在交往融合中共同开发经营着西北疆域,社会文化在不断地交流融合中实际上发生了整体性重塑和整合,多元文化已成为莎车生活的普通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