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面临着这样一个特征化事实：与OECD成员国相比，中国似乎缺乏微观层面保障经济高速增长的制度基础设施，我们面临着落后国家启动工业化进程时市场缺失与市场高度不完美的状况。那么，一个逻辑性的问题链条是，究竟何种机制在维持市场主体的经济运转，这套机制与正式制度间又是怎样的关系，如何识别这套机制运行差异的原因与环境约束条件。
　　基于上述问题，本文的工作可以分为以下三个层面：第一，本文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对替代机制进行了拓展，将“对正式制度的投机性、工具性使用”纳入替代机制，试图解释那些看上去运转符合规范的正式制度却未能达成制度设置目标的现象。第二，从这一拓展后的替代机制出发，根据我国的制度实践，构建了一个理论框架对正式制度治理与替代机制治理间的关系进行分析，归纳并阐释了二者间的四种拟合状态，即完全拟合、实质拟合、表面拟合与完全背离，这有助于我们以正式制度为尺度，对替代机制进行类型化处理，以作为对其进行价值判断的依据。第三，结合该理论框架的分析，实证考察了中国民营上市企业所使用的两种替代机制：引入国有股权与民营企业家参政，并对二者的运行效率以及相互关系进行了评估。
　　理论上，本文以“社会关系演进——资源配置方式转变——企业应对”为线索，考察了在不同的阶段性制度环境下民营企业的行为特征。民营企业作为理性经济主体，在制度环境给定的约束条件下会根据其与环境间相互作用的经验设置不同的预期，以多期利润最大化为目标采取不同的行动策略，而这些行动可能使用正式制度，也可能是替代性机制。根据上述中国的制度实践与制度经验，分析了正式制度与替代机制间的四种关系，其中的核心在于，替代机制与正式制度的拟合程度。本文认为，对替代机制的实施者而言，使用与正式制度拟合程度越高的替代机制可能产生的制度红利越大，原因是替代机制与正式制度拟合程度越高，替代机制会显得更具“合规性”与“合理性”，因此其动用体制内政策工具的各种阻力会减小，边际成本就越低。随后，通过对我国文化及政治经济体制的分析，作者阐述了替代机制在中国产生的三个原因，其分别是，熟人社会与行政权力相结合的社会治理模式、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权益性策略、市场经济发育不完善。在实证阶段，本文通过对中国上市民营企业引入国有股权及民营企业家参政这两种替代机制的检验发现，在帮助企业获得银行融资、进入高壁垒行业方面，这两种替代机制均产生了明显的制度红利，并且引入国有股权对企业家参政存在取代效应。通过实证检验本文发现，对替代机制的实施者而言，制度化形式越强的显性替代机制所带来的制度红利越大，这也印证了本文得出的与正式制度拟合程度越好的替代机制效用越大。
　　基于上述理论与实证分析，本文得出如下研究结论：
　　第一，替代机制表现为规范社会事务的实际运作系统，其中既包括非正式制度，也包括对正式制度的工具性、投机性使用。经济转型的一个微观机制是市场治理模式从高嵌入性的替代机制向低嵌入性的正式制度与专业化市场过渡，两种治理模式间有复杂的互动关系。替代机制的运行“效率”与其同正式制度的拟合程度相关，与正式制度拟合程度越好的替代机制所发挥的作用越大，越能够为使用者带来制度红利，且两种替代机制之间也存在取代效应。
　　第二，在替代机制中，个人权力所发挥的作用低于制度性权力所发挥的作用，制度性权力的作用是制度环境与市场发展阶段的函数。从本文的实证结果看，引入国有股权在帮助民营企业进入壁垒行业，获取金融资源方面都强于企业家参政所起的作用。这表明，在我国从关系型社会向规则型社会转变过程中，由经济体制所决定的制度性权力在市场中仍然发挥着重要影响，其可能会不断强化市场中既得利益者由于租值创设而产生的收益，妨碍要素合理流动。
　　第三，民营企业会根据制度环境的特征与约束条件，策略性地使用替代机制。普遍而言，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民营企业会首先选择与权力联结更为紧密的替代机制，这类替代机制使其与政府产生较高的互联度，表现为民营企业能够“制度性”地与政府在多个领域中发生互动，由于这类替代机制在形式上与正式制度结合地更为紧密，因此，其可以较为容易地转化为稳定、持续、立即可用的政策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