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把性分开作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使“性有善有恶论”的成立有可能性,不利于“性善论”的稳固。朱子的理气二元论将理外置于人心,则天地万物均为一理,人的特性和主体性被削弱。朱子后期欲将气的地位提高,又发生关于朱子的气究竟是否可以违理的争论,“气可以违理”假定的可能成立亦不利于“性善论”的稳固。朱子将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二分,不仅如此,其理和气、人心和道心、道和器等概念均是对待分判状态。在此分判的思想下,则体与用亦分判支离。体与用的分判支离,使其理论体系倾向于实践工夫而忽视了本体。阳明学进行矫正,却又矫枉过正,阳明后学偏重本体而忽视了工夫。明末清初,商品经济发展,随着经济的发展,人的自然欲望的正当性被要求,气和气质之性的地位被要求提高。朱子将气质之性用来指点孟子“性善论”中未点出之恶,气质之性经由孟子发展到朱子,地位降低。阳明时,已将气质的地位提高,但气质之性的思想尚未形成。维护“性善论”是历代学者所致力于的一个课题,刘宗周也不例外。为了维护“性善论”,实现体用的平衡不偏,回应思维由分判到圆融发展的需要,以及满足气和气质之性地位提升的要求,刘宗周主张“气质之性即义理之性”。“气质之性即义理之性”观点的提出,把义理之性与气质之性融合为一,解决朱子因对性进行分判而产生的问题。将理气从心上说,确保性只为人之本性,将人的特性挺立。气先理后,理从气来,刘宗周将朱子的理气关系进行了调转,直接消解了朱子“气可以违理”这一可能成立之假定,维护了“性善论”的根基。不同于朱子将各种概念分判来看,刘宗周将各种概念融合起来。刘宗周的理是气流行发用的条理,义理之性便等同气质之性。理、道心和道,只是从气、人心和器中推高一层作为其流行发用之依据而已。不仅如此,刘宗周进而将理、气和性都从心上说,挺立人之主体性,并阐发出“滇独”的即本体即工夫的理论,使本体与工夫不落两边,人之道德自觉性与能动性极大提高。通过对理和气之间关系的调转,气和气质之性的地位已经被提高起来,气和气质之性地位的提高,肯定了人的自然欲求,人的自然欲望成为正当之事,符合了社会发展的要求。刘宗周的气质之性,解决了前人出现的问题,亦对其后之学者产生了影响。蕺山学派内部,黄宗羲对刘宗周的思想继承较为全面,在气质之性上亦无不承自其师。陈确则不多讲心性论和理气论,但在气质之性上亦承宗周之旨。受时代的影响,一些蕺山学派外部的学者,如陆世仪和颜元等,虽尊朱或非朱非王,但也有意无意中在气质之性上向宗周之旨靠拢,但多不及宗周思想之圆融。刘宗周哲学思想是继朱王之后宋明理学发展的又一个高峰。作为宋明理学的殿军,宗周之学仍需后世学人进行发掘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