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地方立法实践中,由于上位法的滞后、地方立法权限的限制以及“不抵触原则”的规范,地方立法者始终处在“无为”和“越权”的两难选择困境之中,影响我国“依法治国”和“法治政府”目标的顺利实现。因上位法的限制、上级机关的压力、繁重的行政任务和社会舆论的压力等诸多原因,非权力行政方式得到越来越多的运用;这些方式对于行政机关满足社会管理需求的行政目的,具有拘束行政主体而非相对人、促进权力行政行为向非权力行政行为转化、保持非权力行政方式灵活性和柔性的多种作用,其合目的性和实效性较为显著;但是在立法规定的合法性和执行的合法性上,还存在部门利益化、立法随意化、政策与法律冲突、权力异化、缺乏配套制度等问题,应当通过多元利益的互动和博弈约束和限制行政权力的膨胀,通过实践检验纳入地方立法的非权力行政方式,通过多种调查手段筛选出真正符合行政主体和相对人利益的立法需求,最后,对非权力行政进行单独的、体系化的制度建构才是解决上述问题的最佳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