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科学技术与社会的互动不断增强,科学技术逐渐发展成为一种独特的社会体制。这种科技体制已成为国家科技资源最优配置的有效手段,科技体制化水平也已成为衡量各个国家科技发展程度的一个重要尺度。 本文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立足于哲学的角度,借助现有的科技史料,运用社会学的有关理论,对中国近现代科技体制化的历程进行了深入系统的探讨。中国近现代科技体制化大致经历了萌芽、形成和发展三个阶段。随着西方近代科技的传入、科技教育的发展、科学家群体的出现、科技活动的广泛开展、科技社团的大量涌现和中国科学社的成立,科技活动由以前零散的个人独立研究转变为有组织的集体活动,中国科技开始步入了体制化轨道。由于中国科技本身的发展需要和国民政府急需借助科技力量摆脱内忧外患困境的政治需要,成立了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确立了大学制度,并且形成了以科技奖励制度、专利制度及院士制度为内容的科技政策和管理体系。这种国家较少干预的国民政府分散型科技体制使得科技活动由民间有组织的集体活动转变为国民政府时期的国家行为。后来因抗日战争,中国科技体制化过程中出现过国民政府分散型科技体制模式、伪满洲国殖民科技体制模式和陕甘宁边区科技体制模式。但由于各自的性质、特点及目的不同,它们都无法胜任新中国成立后的科技发展,从而建立一种新的科技体制就成为了历史的必然选择。通过中国科学院的建立,高等院校的调整、科技教育新体制的形成、新的科技政策的制定、新的科技管理体系的建立,中国集中型科技体制得以形成。从此,科学技术成为了一种有计划的国家事业。随着改革开放以来科技体制的转型,中国科技体制化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通过深入系统地探讨中国近现代科技体制化的形成与发展过程,我们还得出有利于中国当代科技发展的三点重要启示:(1)科技与社会的互动是中国科技体制化的驱动力,(2)国家的干预和调控是中国科技体制化的制度保障,(3)国际科技合作与交流是中国科技体制化的互动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