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曹丕、曹植,后称“三曹”,是建安时期的代表作家,作为建安文学集团的代表,他们开创了建安文学“彬彬之盛”的局面。屈原是中国文学史上伟大的诗人,结束了集体创作的时代,他的作品被称为“屈辞”,《楚辞》一书“收录了屈原的全部作品,而所选录的非屈原作品,均代屈原设言”,《楚辞》对“三曹”的创作影响深远,体现在思想内容和艺术手法上两方面。论文分四章对其进行细致的考察。具体如下:第一章为“三曹”接受《楚辞》的基础,主要分析“三曹”接受《楚辞》的客观条件及原因。第一节论《楚辞》在“三曹”时代的流传情况和地位,“三曹”时《楚辞》《楚辞章句》并行于世,在社会上广泛流传,“楚辞”成为一种专门的学问,与“六经”并列,《楚辞》一书成为文士的必读书目;第二节论“三曹”与屈原的相似背景,“三曹”与屈原均处于动荡的时代,均出自显赫的家族,承担着共同的社会责任和家族使命,且个人经历的相似使其心理产生认同;第三节论“三曹”对楚文化的接受,“三曹”长期处于楚文化的侵染范围内,对楚国的尚东、宴饮、音乐、乡土等文化广泛接受,使其诗文创作呈现出异于中原的楚风楚貌;第四节论“三曹”对屈原的态度,自汉代以来屈原便成为士人崇拜的对象,“三曹”也追随这一步伐,屈原作为“三不朽”的典范激励着“三曹”对“立德”“立功”“立言”的向往。第二章为“三曹”对《楚辞》思想内容上的接受,分为题材接受和思想情感接受两部分。题材的接受在羁旅题材和宴饮题材两方面前人多未关注,就羁旅题材而言,“三曹”与屈原均有长时间的羁旅生涯,“三曹”受《楚辞》写作传统影响,善用《楚辞》独特意象传达羁旅愁思,喜爱描写羁旅途中险恶的自然环境（“山水”）,反映出此时“山水”仍未成为独立的审美对象。就宴饮题材而言,“三曹”自觉接受《楚辞》宴饮写作模式,大力创作宴饮、宴游诗作,善于描摹宴会的宏大场面,打破传统集体歌功颂德的情感表达,宴饮已成为个人生活及情感表达必不可少的一个方式;思想情感接受主要体现在伤春悲秋思想和建功立业之执著两方面,就伤春悲秋思想而言,“三曹”承继《楚辞》伤春悲秋传统并融入各自的生命体验,是其诗文悲凉慷慨风格的渊源之一。就建功立业之执著而言,“三曹”在仕途上每遇坎坷便以屈原为指引,接受屈原上下求索的执著精神,将屈原精神发扬光大。第三章为“三曹”对《楚辞》艺术手法上的接受,分语言接受、意象及象征手法接受、尚“奇”接受和代言体接受四方面,这是“三曹”文学自觉的直接体现。语言接受主要体现在大量借用《楚辞》词语、借用句子和化用句式;意象接受主要体现在借用《楚辞》特有地名或香草意象,并借鉴《楚辞》象征手法表达深厚情感;尚“奇”接受主要体现在追求《楚辞》华丽的辞藻,新奇的表达方式;代言体接受主要体现在借用《楚辞·九歌》代言体,多为下层群体、女性代言。第四章为“三曹”对《楚辞》接受的历史贡献,分对楚辞学的贡献和文学史的贡献两方面,对楚辞学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文学自觉的视角关注《楚辞》的文学因素,打破传统传统经义阐释的藩篱;对文学史的贡献主要体现在开创七言诗歌体例,以及开拓文学题材领域,促进了魏晋文学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