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色电影”是概念上颇富争议、内涵略欠分明、外延较难界定的一种电影类型。比起大多数在制片商和观众之间形成某种约定俗成的认知默契的、易于规模化生产的类型,“黑色电影”显得更像是为批评界所热衷于使用的一个专有名词。这一点也的确从其与众不同的诞生方式可见一斑——这一概念是上世纪40年代中期由法国电影评论者所提出,而非像一般电影类型那样,由影片制作方出于生产分类之便,根据显而易见的类型特征做出的命名。因此,针对黑色电影所做的研究,向来伴随着首先对其概念的廓清与界定,以便为指认创作实践中相应的现象、事实和作品建立必要的评判标准或学理依据。作为一个重要的前提,本文对“黑色电影”的概念界定,基本上是以目前为止国内外学界提出的几种具有代表性的说法为参考依据,加以整合形成的。简而言之,这一类电影在思想观念上,普遍体现出对人生、社会或整个世界的根本认识或态度上深刻的怀疑态度或悲观色彩;艺术呈现上,突出表现为充满浓郁“幽暗”格调的视觉元素所形成的影像风格——如特定的环境氛围,在精神气质上与环境相契或浑然一体的人物形象,常常与死亡、危险相系的、偏于阴郁的情节内容等等,以及透过种种艺术手段所传达出来的、具有强烈的怀疑精神、批判意识和颠覆倾向的主题意蕴。值得注意的是,具备这些相应特征的电影作品往往并非专属于“黑色电影”这一类型;甚至很多时候,黑色电影并不是它们的创作者自觉的类型选择或定位,而是在“黑帮片”“警匪片”“侦探片”“悬疑片”“科幻片”等更易辨识的常规类型生产之“外壳”下,潜隐或涌动的一股创作“暗潮”。因此,黑色电影的产生除了与个别电影创作者的具体趣味、追求有关之外,作为一种现象,其某一时期的集中出现还与特定的历史背景、时代语境、文化土壤有着不容忽视的关系。作为一种率先在欧美地区生产并引起关注的类型,黑色电影对于中国观众而言,是一种相对陌生的经验和创作上的“舶来品”。然而在类型生产相对发达和成熟的香港地区,黑色电影不仅寻找到了与其存在“近亲”关系或高融合度的电影类型的生产基础(比如香港电影中颇富代表的“警匪片”),而且同香港特殊的文化身份、历史境遇所滋生出的一种复杂的情感诉求产生了一拍即合的“化学反应”,于是,香港的黑色电影结合本土现实逐渐发展为一个颇具文化症候意味的创作现象,并因其具体展现的内容、元素和主题诉求上的独特性而彰显出有别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黑色电影的样貌与形态。大致看来,香港黑色电影的创作迄今为止经历了五个阶段:模仿期(40年代中后到50年代初)、低迷期(50年代中到60年代)、探索期(70年代到80年代)、高峰期(90年代)和调适期(新世纪以来)。每一个阶段上,香港黑色电影的创作数量、成熟程度以及艺术形态和面貌上都有不同的变化。其中,香港黑色电影真正显露出“本土化”倾向并逐渐形成特色,大约是从“探索期”开始的。这一阶段,香港电影人开始探寻符合本土观众的现实经验的内容和适应本土观众的欣赏习惯的形式手段,创作出了数量可观的、艺术水准较高的黑色电影作品,逐渐形成了具有香港特色的黑色电影的范式。尽管在这个范式中,依然保留了(源自于欧美的)黑色电影的基本影像风格特征和主题内容倾向的类型“基因”,但同时也赋予了从具体的视觉元素到人物形象及其身份、城市景观,乃至影片内在的主题诉求上相当鲜明的、具有高辨识度的“香港特色”。尤其是处于特定的历史时期——香港由“殖民文化”主宰向“母国文化”回归的“九七”语境之下,受彼时弥漫在香港社会的一种动荡不安的情绪影响,此期的香港电影创作一时间出现了一批反映或折射现实焦虑的作品。这些作品具有明显的现实触发性,意义指向模糊暧昧,创作动机却异常清晰。它们不约而同地释放出的某种张皇失措或流离失所或朝不保夕的情绪与心态,同黑色电影与生俱来的格调气味相投,从而成为这一时期香港黑色电影最特别、也最重要的标识。此外,香港由来已久、深入人心的“黑社会文化”也为香港黑色电影提供了另一番滋养。总之,香港黑色电影有其特定的生成环境与土壤,也渗透了香港独有的艺术想象与文化表达。对其短暂历史的梳理,既有助于我们深化对这一特殊的电影类型的创作特征与表现的了解,也有助于我们从文化研究的视野,审视香港电影的一个重要精神侧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