挪威剧作家亨利克·易卜生在世界戏剧史上拥有卓越地位,对同时代以及后世作家与理论家产生了重大影响。本文以文学地理学批评方法为中心,综合运用其他批评方法,对其剧作中建构的地理空间进行详细解读与深入剖析。易卜生戏剧作品中以丰富多彩的地理意象为基础,建构了多重的地理空间,呈现了独立而完整的地理图式,它们与作品主题思想的表达、人物形象的塑造以及审美理想的传达等具有重要的关系。本文以易卜生戏剧作品里地理空间建构为探讨对象,深入挖掘出其深层底蕴,并注意上升到一种哲学、宗教与美学等的高度进行理论观照,从而概括与揭示其在戏剧作品中存在的意义,以及剧作家所具有的审美理想与审美意识。作为世界现代戏剧开端的易卜生及其戏剧作品,在北欧自然地理环境的影响下,在挪威独特的文化语境制约下,呈现出独立而深厚的诗学品格：其剧作中多种地理意象的生成、多重地理空间的建构以及与此相应的多种多样的艺术呈现,显示了文学与地理天然生成的密切联系；在此基础上所体现的作家对人类情感的哲学思考、对人类命运的宗教把握、对人类伦理的深度探索,显示了作家与地理之间的重大关系；在此基础上所体现的地理要素与作品的艺术传达以及艺术形式、艺术风格之间的直接对应关系,说明了戏剧以及其他文学作品的美学追求与地理之间的天然联系。所有这些,共同构成了易卜生戏剧地理诗学品质的多重维度。论文由九个部分构成：引论、正文七章、结语。引论：本文以三个方面作为展开论述的基础：一是以国内外关于易卜生及其作品的研究资料作为基础,从历时角度对国内外易卜生研究进行了梳理,以比较的视野回顾了国外的易卜生研究,发现从地理空间角度研究其剧作才刚刚起步,而以文学地理学批评方法为中心,重新探讨易卜生及其戏剧作品,是一个全新的学术领域；二是以易卜生剧作中存在的丰富地理因素作为基础,揭示剧作家运用多元形式进行的艺术表现,易卜生之所以被称为“现代戏剧之父”,是因为其剧作中具有深厚的现代性,存在可以不断解读的多重代码,而这与其中的地理因素关系密切：多种多样的地理意象、多重类型的地理空间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独立的艺术图式,往往成为其多重代码的重要内容；三是以文学地理学批评的相关理论为基础对易卜生戏剧进行系统解读,此种批评方法的采用体现了一种全新的理论视角,“地理意象”、“地理空间”、“地理基因”、“地理图式”、“地理诗学”等核心概念具有独立的意义,可以让我们对其戏剧作品的研究上升到一种全新的理论高度。第一章：“以南方与北方为框架的地理空间建构”。“南方”与“北方”是易卜生戏剧作品地理坐标的基点,南北连接的直线成为地理空间的中心线,以南方与北方为框架的地理空间建构,是其他多重地理空间产生的基础。其一,“南方”与“北方”地貌特征各不相同：“南方”以“海滨”为标志、“北方”以“高山”为标志；南、北两重地理空间既相互连通,又各自独立。其二,南、北两重地理空间彰显了易卜生的两种精神形态：一是阳光而快乐,一是浓雾而阴霾,同时体现了他对两种人生哲学的探索。其三,“南方”与“北方”地理空间在相互对立冲突的基础上又相互对接与融合：《布朗德》中在“南”、“北”冲突之后,终于实现了宗教精神的重生；《武士冢》里在战争的仇恨之中,终于迎来了“和平之神”。其四,以“南方”与“北方”为框架的地理空间建构,一方面是与其人生经历相关联,说明其内心始终在两个极端之间来回奔波；方面是其两种人生形态的反映：“南方”阳光灿烂人生形态、“北方”冷峻严肃的人生形态。第二章：“以高山峡湾为主体的挪威地理空间建构”。其一,“高山谷地”：《布朗德》中的“叠景层见”式,《培尔·金特》中的“回环螺旋”式,体现了多重景象高山与各自相异谷地的组合。其二,“大海峡湾”：《海上夫人》中的过去与现在交织,《小艾友夫》中的变幻与汹涌相间,形成了多重维度的立体结构。其三,以“高山峡湾”为标志的挪威地理空间建构：以“高山谷地”为主体的地理空间,形成垂直向度的地理景观；以“大海峡湾”为标志的地理空间,形成水平向度的地理景观,它们相互交织组接成立体的挪威地理空间,构成一幅“‘垂直与水平’地理空间示意图”。其四,以高山峡湾为主体的挪威地理空间建构,体现了易卜生以挪威为起点观察与表现自我与世界的地理诗学观念。第三章：“以挪威为中心的世界地理空间建构”。剧作家以挪威作为中心,将目光逐渐向外发散到世界各处,世界地理空间得以完整地建构起来。其一,《培尔·金特》中培尔不切实际的“金特国”与松林深处索尔薇格茅屋反复交织,形成一种“回环曲折”世界地理空间。其二,《海上夫人》中小城以花园作为地理坐标的中心,挪威以小城作为地理的中心,北欧以挪威作为地理的中心,世界以北欧作为地理的中心,环环相扣地进行扩大,形成一种由“由小及大”式世界地理空间。其三,《咱们死人醒来的时候》里南方与北方交错而生,组合成“南北交织”式地理空间；高山雪原与深渊幽谷彼此辉映,形成“上下辉映”式地理空间；两重地理空间相互补充丰富形成“复合交错”式世界地理空间。以“挪威”为中心,产生了“挪威”—→“北欧”—→“世界”的模式,是剧作家以全球为视野的博大胸怀之反映,也是其“全世界的荣华”人生理想与艺术思想的必然选择。第四章：“以教堂塔楼为核心的宗教地理空间建构”。易卜生剧作有众多教堂塔楼类的地理意象,以此形成多重意蕴的地理空间结构：《布朗德》以“三重教堂”为主体的宗教地理空间,集中体现了世俗宗教与理想宗教之间的冲突；《建筑师》以“尖顶塔楼”为轴线的宗教地理空间,体现了索尔尼斯对理想宗教信仰的追求；《培尔·金特》以“森林茅屋”为核心的宗教地理空间,体现了正义与邪恶两股力量的交织。宗教地理空间体现了剧作家“庄严崇高的理想与抱负”,其间的每一种“力”都直指浩渺苍穹,正是向上的“力”、博大的“力”吸引着剧中的各类人物翘首仰望。第五章：“以凉亭楼阁为主体的家园地理空间建构”。易卜生剧作建构的那片山与海之间的多种形态的家园地理空间,正是其故国与家园影像的外在显现：《海上夫人》以“凉亭”与“走廊”等为主体的“花园”空间,《野鸭》“海洋深处”的“阁楼”空间,《咱们死人醒来的时候》以“茅屋”与“别墅”为主体的家园空间。“空中楼阁”是剧作家在纷繁复杂的精神形态中为自己找到的一个出口,在异国他乡与挪威家园之间寻找到的平衡点,承载了剧作家一种离奇的幻想。第六章：“戏剧中的地理空间与易卜生”。其一,五重地理空间的建构,以南北作为中轴线,从挪威走向了广阔世界,又从世界向家园回归,体现了从外在世界到内在宇宙的书写,形成了一幅球状艺术图式。其二,地理空间建构影响了其主题思想的表达：“在高处”哲学、“全有或全无”哲学、“自愿”哲学、“生活”原则等的存在,地理空间的向上、向下、对立、融合、延伸、转换、交替与凝聚等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三,地理空间与易卜生本人存在直接联系：出生地喧嚣猛烈的“大海峡湾”深刻影响其气质的形成,小时候的教堂记忆让其戏剧里出现不断向上延伸的“高山”景观,青年时代的“世界”旅行让其剧作中产生多重世界地理空间,故乡那一处“高山峡湾”成为其心中的最后一片温暖的家园。第七章：“易卜生戏剧的地理诗学观念”。其剧作中体现的地理诗学观念,呈现多重维度的交叉与多重意蕴的叠合：地理环境与作家的地理基因之间存在一种决定关系,艺术风格的形成与地理神韵之间存在一种制约关系,剧中人物形象与地理意象之间存在一种对应关系,思想主题与地理空间之间存在一种结构关系,民族性审美建构与地理景观之间存在一种天然联系。因此,独特的地理景观、多重的地理空间、丰富的地理信息在易卜生剧作中的充分呈现,最为独特的意义在于：对戏剧中思想主题的表达、人物形象的塑造、艺术传达的高妙和艺术风格的形成,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探讨其剧中多重地理空间的建构及其所体现的诗学意义,有助于探讨以下更为重大的学术理论问题：人与自然如何相处、自我与他者如何相处、人的精神应当走向何处、人类的终极意义与自然存在之间的关系等。结语：“探讨易卜生戏剧地理诗学问题的意义及其启示”。从地理景观、地理意象到地理空间的建构方式,再到地理图式与地理诗学的构成,说明易卜生是一位人学家与自然学家的高度统一,一位哲学家与艺术家的高度统一。从前的易卜生戏剧研究主要从社会、历史、伦理、女性等角度展开,而其作品存在的以高山峡湾为主要特征的地理景观与地理意象,特别是其中着重建构的多重地理空间,具有重要的诗学意义：从地理景观的呈现与地理意象的存在,可以探测作家身上的地理基因及其根源；从地理空间的建构与地理图式的生成,可以探究作家的审美情趣与创作理想,也可以探讨其艺术气质与艺术风格的形成途径与原则；更为重要的是可以从此把握文学现象的产生、文学作品的构成、文学意义的发生与地理之间的天然联系与密切关系,让我们从文学理论体系上对文学的产生、文学的本质、文学的本体、文学的传播进行重新认识,从而得出全新的有重大价值与意义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