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的四十年中,肥胖的患病率在全球范围内持续上升。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估计,目前,全世界超过19亿成年人超重,其中6亿人肥胖,并且中国的肥胖人数居全球第一。肥胖是一个重大的公共健康问题和全球死亡的主要危险因素,与2型糖尿病、心血管疾病,某些癌症和神经退行性疾病的风险和发病率增加相关,并导致每年至少280万人死亡,给国家和社会造成巨大的经济和医疗负担。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尽管研究者们针对理解超重和肥胖的潜在病理生理学机制作出了许多努力,我们对影响体质指数的潜在机制的认识仍然不足。更好地理解体质指数的大脑机制,及其与遗传风险和进食行为之间的关联,不仅有利于解释肥胖相关的认知和行为障碍,还可能有助于开发合理的、量身定制的干预措施来预防或逆转体重增加。现代社会中,肥胖的普遍性是多种遗传、行为和环境因素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的结果。在神经水平上,大脑结构和功能在超重和肥胖的病理生理过程中的可能起着重要作用,特别是涉及能量代谢,奖赏过程和执行控制的神经环路。在遗传水平上,研究表明遗传变异可以解释肥胖表型变异的40%至70%,且多项全基因组关联研究和元分析已经确定了超过250个体质指数相关的基因位点。此外,遗传学估计已经发现一些与体重指数相关的大脑区域在很大程度上是可遗传的,意味着遗传因素可能通过大脑通路影响摄食行为和能量代谢。然而,虽然体型和肥胖程度在很大程度上是由遗传决定的,但遗传因素本身并不能很好地解释肥胖率的迅速上升。致肥的环境因素(如西式快餐,高糖饮料和久坐行为)无疑对维持体重形成了挑战。在食物价格更低、食物消耗更多的现代环境中,进食行为对体重的影响不可忽视。另外,已有研究表明,进食行为受到遗传因素的影响且可能与肥胖遗传易感性之间存在交互作用,即不良的进食行为可能放大遗传对肥胖的影响。总之,肥胖是多种遗传、行为和环境因素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的结果,但已有研究结果的不一致性阻碍了我们对体重失调、大脑、遗传和行为因素之间关系的理解。因此,本研究旨在理解体质指数有关的大脑结构和功能基础,并从遗传和环境因素两个角度来理解肥胖的遗传易感性和进食方式如何影响体质指数,最后结合遗传、大脑、进食方式和体质指数之间的相互作用来理解体质指数的潜在机制。研究一的目的是结合结构和功能神经影像学方法探索体质指数与大脑之间的关联。鉴于已有研究结果之间的分歧和不一致性,我们使用了基于皮层的结构指标和静息态功能连接相结合的方法,在一个超过700名被试样本中考察常规的体质指数测量与大脑之间的关联,并且采用基于生物电阻抗的体脂率测量对结果进行交叉验证。对大脑皮层厚度的分析发现,双侧额上回、左侧额下回、右内侧眶额皮层与体质指数负相关,对体脂率的分析验证了左侧额上回与右内侧眶额皮层的作用。此外,右侧杏仁核的体积与体质指数和体脂率显著正相关。静息态功能连接的结果表明,更高的体质指数与大脑区域之间功能连接强度减弱有关,尤其是涉及右侧额中回、脑岛、颞下回、上顶叶和下顶叶的功能连接可能在体质指数中起着重要作用。这些大脑结构和功能连接的差异可能反应了与高体质指数相关的认知控制与奖赏功能的缺陷。研究二旨在考察遗传因素如何影响体质指数,探索大脑结构和功能的中介作用及遗传因素的调节作用。基于已有的全基因组关联研究,我们计算了被试的多基因风险分数并通过回归分析探究多基因风险分数对体质指数和体脂率的解释率。然后,在研究一的基础上,我们提取了体质指数有关的大脑结构和功能连接并探索大脑指标与多基因风险分数的相关性。最后,为了探究多基因风险分数、大脑和体质指数三者之间的关系,我们进行了中介效应和调节效应分析。我们发现,多基因风险分数可以显著预测体质指数和体脂率并且与大脑结构和静息态功能连接有关,并且左侧杏仁核-右侧楔前叶之间的功能连接在多基因肥胖风险与体重指数和体脂率之间可能起到中介作用。我们认为,多基因风险分数与高肥胖风险的个体在楔前叶和杏仁核之间的信息交换减少有关,可能导致个体认知控制和奖赏过程之间缺乏平衡,进而促使体质指数增加。研究三旨在探索进食行为影响体质指数的神经机制及进食行为与遗传因素的相互作用。我们选取荷兰进食行为问卷测量了进食行为并发现限制性进食与个体当前的体质指数与体脂率有关。然后,根据研究一的结果,我们考察了限制性进食与体质指数相关的大脑结构和功能连接的关系。结果表明,限制性进食与右侧额上回和眶额皮层及左侧下顶叶与右侧额下回之间的功能连接有关。随后,我们建立了结构方程模型发现限制性进食在右侧眶额皮层与体质指数及左侧下顶叶-右侧额下回与体质指数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并且这一结果在体脂率上是可重复的。此外,结合研究二的结果,我们检查了限制性进食和大脑功能连接在多基因分数和体质指数之间的多重中介效应以及限制性进食是否与大脑或遗传因素之间存在交互作用。我们发现左侧杏仁核-右侧楔前叶之间的功能连接和限制性饮食在多基因风险分数和体质指数之间的多重中介作用显著,但多基因风险分数和限制性进食的交互作用不显著。对体脂率的分析也发现了相似的结果。结合三个部分的研究结果可以发现,体质指数与额上回,眶额皮层,脑岛,杏仁核和顶叶等区域的结构或功能连接有关;遗传因素可能通过大脑结构和功能特别是左侧杏仁核-右侧楔前叶的功能连接影响个体的体质指数和体脂率;限制性进食行为可能在右侧眶额皮层和左侧杏仁核-右侧楔前叶的功能连接与体质指数之间起到部分中介的作用;限制性进食行为和遗传因素可能通过作用于大脑影响个体的进食行为,进而影响体质指数和体脂率。总之,本研究从神经、遗传和行为三个层面探索体质指数的潜在机制,可以提供对肥胖涉及的行为和生物学机制的更多了解并为开发有效的肥胖干预策略提供理论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