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托邦/反乌托邦和身份情结:《使女的故事》文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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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女的故事》是一本近年来广受欢迎的反乌托邦小说题材,作者玛格丽特阿特伍德也备受各大文学奖项的青睐。《使女的故事》并非作者唯一的反乌托邦小说,作者经年来通过多本反乌托邦题材的小说体现了一个个黑暗吃人的社会,也展现一个作家应有的人文情怀。
  基列国创始人们最初以乌托邦的情怀试图拯救这个国家,然而在新政体制定律法,执行规则的过程中逐渐将各阶层民众推向反乌托邦的深渊。这些在《使女的故事》中无处不在的残忍现实并非首次为读者所见。对女性的压迫和规约是对一夜之间经受巨变的中东女性的书写,对底层人民的蔑视和亵渎在很多发达和不发达国家仍然是社会痼疾,对所谓的“罪人”,尤其是对同性恋群体严酷的刑法在很多恐同的地区仍然被施以可怕的处决方式。作为加拿大女性作家,阿特伍德有其自身责无旁贷的责任来通过作品展示个人的人文和爱国情怀。
  结合时下涌现的一些文化和政治现象,《使女的故事》再次获得广泛的关注。美国和加拿大在文化方面的对立和依存关系一直存在,加拿大作为殖民国家在政治独立之后的很长时间内都难以实现文化独立,小说中阿特伍德特意的书写和布局恰好印证着美加文化的对立冲突关系;随着2019年5月14日阿拉巴马州通过的反堕胎法案,是女性权利和生命优先的又一次碰撞,特朗普也公开在众多场合表示“生命优先”,堕胎是不对的,这也就背书了阿拉巴马州不是美国第一个反对堕胎的州也将不会是最后一个,女性的子宫生育权利都要交给别人裁决的戏码在基列国无处不在地上演着;911之后的白人恐怖主义再一次达到小高潮,是白人至上的演绎,出于政治文化原因迫害穆斯林,打压同性恋, 反对移民和仇视黑人,边缘人代表的非主流文化被无限打压,也将是美国打破其文化多元性的开始,这种企图用所谓“利国利民的”主流文化控制愚弄人民的失败策略已经在基列国发生,以后也有可能继续发生。
  本文将从文化的角度分析小说的背景和现实意义。结合现实世界中不断出现的社会,政治和环境问题,以文化的方式来解读和分析《使女的故事》,帮助我们认识到统治者们如何通过乌托邦式的假象中作茧自缚,从而在反乌托邦的集权政治中自取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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