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社会保险作为社会保障体系的关键,在国民收入分配过程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既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工具,也是保证物质及劳动力的再生产和社会公平的调节器。因此,提高我国社会保险参与度和覆盖率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抓手。2019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大力发展数字经济”,而传统金融模式难以在金融科技时代背景下发挥出“又普又惠”的作用,所以催生了普惠金融与金融科技相结合,向数字普惠金融转型。数字普惠金融从缓解金融排斥的角度降低了金融服务的成本和门槛,使得人们更愿意参与社会保险来保障自己的需求,有效突破了社会保险参保的重点难点,并且金融普惠程度的提高带来就业岗位的增加和收入的提高,有助于经济增长。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对扩大社会保险参与覆盖面与范围必然有着正向促进作用,因此有必要进一步用理论及实证分析来衡量和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社会保险参与二者的关系。本文对国内外研究数字普惠金融与社会保险参与的文献进行梳理总结,基于理论分析,选取2011-2020年中国31个省的社会保险数据及北大数字普惠金融指数（PKU-DFIIC）等相关宏观数据构建面板回归模型,分别对整体影响效应和三类异质性影响效应、中介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进行实证检验。首先,在省级层面运用总指数对比分析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对五类社会保险参与的整体影响效应,同时分结构从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三个维度对五类社会保险参与的差异性影响进行异质性分析。其次,采用中介效应模型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社会保险参保水平产生影响的收入和就业渠道进行机制检验。最后,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实证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社会保险参保水平的溢出效应。具体来说,通过计算全局及局部莫兰指数,Wald检验和LM检验选择使用空间杜宾模型检验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对社会保险参与存在正的空间溢出效应。本文通过实证研究发现以下结论:第一,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能够显著提升社会保险覆盖面,其中,五类社会保险中医疗保险所受影响较大;对比三个维度指数发现数字化程度对社会保险的影响较另外两个维度较差。第二,从中介效应模型检验得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可以通过提高就业和提高人均可支配收入两条渠道对五类社会保险参保水平显著正向影响。第三,社会保险参与水平表现出较强的空间正相关性,即高高聚集和低低聚集特征——社会保险参与程度较高的地区周围其周边的地区的社会保险参与程度也较高,反之亦然;此外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也出现了空间正相关现象。空间杜宾模型回归结果证明了数字普惠金融对提升社会保险参与度的影响具有空间溢出效应,即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促进了本地区的社会保险参与度的同时提升了相邻地区的社会保险参与度。根据本文的研究结论,提出以下对策建议以供参考:加强数字金融建设,注重各类社会保险的均衡发展,下沉普惠性金融资源,深化地区之间部门合作,以实现社会保障体系的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