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收支的金融调整渠道已经成为开放宏观经济学的一个重要问题。上世纪80年代以来新一轮金融全球化兴起,各国之间相互持有的资产负债规模不断扩大,而且对外资产负债资产种类和币种结构差异十分明显,导致汇率和资产价格变动会引发各国对外资产负债存量价值发生变动。这种估值效应对一国的外部调整乃至宏观经济会产生直接影响,同时,伴随的财富在各国间转移也会影响各国的福利。经典的经常账户跨期理论并没有考虑到金融调整渠道的影响,开放经济模型中对外净资产的变化就等于累计的经常账户差额。经济学理论要为解释现象服务,新的事实呼唤新的理论。本文从统计、理论、实证三个维度对国际收支的金融渠道进行分析,并试图解决以下问题:一、金融调整渠道让谁获益让谁受损。本文通过对20世纪80年代金融全球化再次兴起以来全球各国金融调整的事实进行统计分析,提炼出金融调整渠道作用下全球利益分配形式的规律。利用最新数据分析金融调整的规模,从全球视角对金融渠道在外部调整中的作用进行了刻画。构造统计量对全球金融调整规模的分散程度进行分析,发现金融调整的收益高度集中于少数国家,存在国际货币特权。借用一种新的分解方法将金融调整分解成为初始存量因素、汇率因素、结构因素和回报因素四个部分,对特权国家的金融调整规模进行了分解,对一国获得对外资产负债高回报的来源进行了分析。二、金融调整渠道的长期宏观经济影响。金融调整渠道中的估值效应被认为是一种未实现的损益,是“浮亏”或者“浮盈”,因而不被重视。这里建立了一个小国开放经济模型,引入融资约束,通过求解代表性家庭的跨期最优化决策,发现在均衡状态下,融资约束更加明显、外部资产收益率更低的国家倾向于储蓄更多。用跨国面板数据证明在长期金融调整渠道会对储蓄和经常账户产生显著影响。这表明金融调整渠道具有真实的经济影响,而不仅仅是账面损益。对经常账户影响因素的考察,需要纳入对外资产负债收益的影响,解决外部失衡问题,也可以从改善对外资产负债收益情况入手。三、金融调整渠道对短期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部门层面的、特别是金融中介的估值效应具有重要影响,但是缺乏足够长的时间序列数据。这里用一个含有金融中介、考虑金融摩擦因素的新凯恩斯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进行分析。汇率波动通过影响金融中介(包括银行、以及持有对外资产负债的具备金融中介功能的企业)的资产负债表,通过融资约束的收紧和放松对宏观经济波动产生放大效应。新兴市场国家由于货币不是国际货币存在“原罪”,在金融调整渠道作用下,全球流动性收紧使得新兴市场国家货币政策面临两难:外部流动性收紧使得本币贬值,本国通胀上升,央行要提高利率应对通胀,但是本币贬值和本国名义利率上升都会恶化金融中介资产负债表,收紧信贷,使得经济陷入衰退。四、中国金融调整渠道规模的再测算与分析。现有官方国际投资头寸数据时间序列较短,而且一些项目的计值方法、统计口径不断发生变化,使得数据出现断层,各年度数据之间不可比,无法对金融调整渠道进行准确分析。现有文献对中国国际投资头寸数据的估计也由于早期存量或流量数据不准确等问题,还存在一些缺陷。本文利用最新公布的数据,通过对有关统计口径进行辨析,采用一种改进的方式重新估计1982-2014年的中国对外资产负债表,分析中国的金融调整规模,发现官方数据使得中国金融调整损失被低估。在此基础上计算中国各类别对外资产负债回报,发现除了对外资产负债结构因素以外,回报效应,即每种资产负债内部的回报率差异也是导致中国金融调整损失视的重要原因。在上述分析基础上,本文提出调整对外资产负债结构、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和中国金融市场国际化、推动全球治理变革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