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规范类型的选择与设置,是立法者价值权衡的结果,这种价值权衡在宏观上会影响到立法、执法与司法,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到法律的竞争力;在微观上,这种权衡影响着立法中不同性质规范的设置比例,因此对于法律规范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法律规范中最重要的两类划分是强行性规范与任意性规范。在私法规范体系中,由于私法注重意思自治,所以在法律规范的设置上天然存在着大量的任意性规范,但是出于对实质平等、安全与效率等因素的考虑,在私法中还是存在着一定的强行性规范。公司法属于私法,这一观点在学界上已经得到了认可,但是理论和实务界对公司法规范的性质即公司法属于强行法还是任意法的认识却不尽相同,由此导致各国公司法中体现公司参与人自治的任意性规范与体现国家干预的强行性规范的比例呈现迥异的状态。对于公司法规范性质的界定主要存在着任意法说、强行法说、混合法说这三种不同的观点,笔者赞成混合说——基于公司法私法属性,应当具有任意性,但是公司制度发展到今天,公司已经不完全是私主体,而具有一定社会性,需要国家强制力的介入,因此公司法应当是两者的混合体,并且以任意性规范为主。尽管如此,公司法强行性规范还是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弥补市场机制中信息不对称、防止易于泛化的机会主义以及形成合理的成本分担机制。笔者研究公司法中强行性规范的意义在于说明强行性规范对于公司法而言是不可或缺的,但是这并不能说明:强行性规范可以随意扩张,公司法需要强行性规范的意义只是为公司提供一套自治的“游戏规则”,因此有必要对公司法中强行性规范的存在设置一个标准。本文提出了公司法强行性规范设置的宏观标准,即公司性质标准、内外事务标准与及规范性质标准;并进一步提出了公司法强行性规范设置的微观标准,即涉及信息披露的规范、涉及控股股东、董事和经理等主体受信义务的规范以及有关诉讼程序和法律责任的规范都应当设置为强行性规范。公司法强行性规范的设置除了要遵循这些宏观微观标准外,还需考虑一些其他因素,例如,平衡国家管制与市场机制关系的需要;立法者在公司法制定中所寄予普遍目标和特殊目标;涉他性利害因素,等等。这些都是立法者不得不考虑的因素。同时,在理论研究和司法过程中,如何识别强行性规范,也成为困扰理论界和实务界的一个难题,本文试着在借鉴国内外学者关于强行性规范识别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公司法强行性规范识别的基本路径:即以规范类型化为基础、以语言措辞为辅助,运用目的价值来进行综合衡量。对公司法强行性规范的研究,势必会涉及到方方面面的问题,因此,本文运用了法经济学分析法、比较分析法、理论研究法等多种方法,归纳、分析了我国《公司法》中强行性规范的立法现状,指出了其中的一些局限性,例如:(1)我国现行《公司法》立法结构中将有限责任公司设置在前,股份有限公司设置在后,并明确规定股份有限公司参照适用有限责任公司相关规定的做法,其合理性有待商榷,因为股份有限公司中不论是强行性规范规制的事项,还是关于自治规则的任意性规范的数量都要多于有限责任公司,我国关于公司法结构的设定以及参照适用上的规定不仅不符合国外公司法立法趋势,还可能会造成法律漏洞与适用困难等问题;(2)在公司法强行性规范的细节处理上,仍有待“打磨”。这主要体现在我国《公司法》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立法用语混乱的问题。未来我国《公司法》的修改方向也应当是从这两方面着手进行调整,着力矫正公司法立法结构和规范参照适用上的传统偏差并统一强行性规范立法用语的使用。《公司法》中最重要的就是体现国家管制的强行性规范与彰显公司自治的任意性规范,基于特定时期市场发展水平的考虑,这两者的转变过程也应该是渐进式的。现实中这两种规范又会存在着或多或少的缺陷,因此,在我国未来的《公司法》立法中,应当适量增加一些能调和两者“鲜明个性”的缺省性规范。综言之,我国未来的《公司法》一方面要始终秉持“公司法本质上是任意法”的基本立法理念,另一方面也要准确分析我国的市场环境,不能盲目的放松管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