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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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经济正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迈进,这一步伐离不开实体经济的支撑。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领头羊,其振兴无疑能为实体经济繁荣寻找新的增长点,然而,由于疫情冲击、外部贸易战争、经济增长动能衰减、人口红利消退、要素成本上涨等引致的外需疲软对实体经济发起极大挑战,价值链低端的制造业企业资本报酬率大幅下滑,与此同时金融业呈现良好发展势头,资金趋利性、实业投资低盈利性及金融业超额回报率三者共同助推下,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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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经济正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迈进,这一步伐离不开实体经济的支撑。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领头羊,其振兴无疑能为实体经济繁荣寻找新的增长点,然而,由于疫情冲击、外部贸易战争、经济增长动能衰减、人口红利消退、要素成本上涨等引致的外需疲软对实体经济发起极大挑战,价值链低端的制造业企业资本报酬率大幅下滑,与此同时金融业呈现良好发展势头,资金趋利性、实业投资低盈利性及金融业超额回报率三者共同助推下,制造业企业大量资金逃离实业涌入短期获超额利润的金融行业,表现出明显企业金融化现象。实体是根,金融为辅,制造业企业金融化一定程度阻碍了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十四五”规划强调我国要有效抑制金融自我循环,防止国民经济“弃实投虚”,把牵引经济发展的引擎稳置于实体之中,扶稳制造业的战略性突出地位。企业价值作为反映财务管理与投资决策的最佳指标,企业追求价值最大化的过程面临两难抉择:一面政府强调要做实做强做优制造业,引领实体经济繁荣发展;另一面经济转型特殊期,制造业利润空间缩窄而金融、房地产行业呈现迅猛发展势头。那么在我国制造业企业金融化不断深化的背景下,制造业企业金融化是否会对企业价值带来损害呢?这个问题的深入探究很有必要。本文引入委托代理、融资约束及效用价值理论,从“挤出效应”、“风险效应”和“短视效应”三维度厘清具体作用机理;选取2009年—2020年我国沪深两市制造业企业实证检验制造业企业金融化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并建立中介效应模型检验实物投资、财务风险和创新投入在该传导机理中的中介作用,最后通过分组回归分别对外部融资约束和企业自身规模进行异质性检验。研究结果显示:(1)制造业企业金融化对企业价值影响为显著负效应,即制造业企业金融化主要为追逐资本套利,并不能发挥盈余管理功能反哺企业价值创造,反而会抑制企业价值提升。(2)由于存在融资约束,企业有限资源下进行金融化会挤出实物投资,进而抑制企业价值提升;其次,金融资产的风险属性及由于金融化导致担保能力下降等加剧企业财务风险,进而抑制企业价值提升;再次,金融化带来的短期超额收益使得管理层青睐投机套利而弱化企业创新,降低企业市场竞争力,不利于企业价值提升。(3)该影响效应会由于外部融资约束和自身规模差异而表现出异质性,无论制造业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高低、企业规模大小如何,其金融化均会显著抑制企业价值提升,但抑制作用在高融资约束、中小微企业中表现得更显著。(4)无论是基于金融资产占比还是金融获利渠道占比亦或企业金融化滞后一期,均显示制造业企业金融化对企业价值存在显著负向影响,且加入金融化的二次项后并不显著,表明其并不存在显著非线性关系,进一步验证了为本文研究结果的稳健性。基于此结果,本文从外部环境治理与企业内部控制两方面对企业合理配置金融资产实现价值最大化及政府引导企业“弃虚返实”提出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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