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持续跃进”的一部分,1960年上海开始兴起城市人民公社运动。政府在城市基层建立大批生产、生活组织,将以家庭妇女为主的基层闲散人员纳入其中。组织城市人民公社,实质上是国家对城市底层社会的新一轮改造。国家试图通过建立人民公社,将城市底层民众直接纳入一个个“准单位”,实现对城市底层社会的深度控制。在物资供应紧张的情况下,街道居民一开始“积极响应”,到后期转变为大范围的消极应对。底层民众出于理性自利的“抵制”,以及这一轮城市改造所需的巨大成本,让政策的制定者及执行者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使得运动难以为继,最终不得不停止城市人民公社运动。与1950年代新政权对城市社会的改造不同,1960年代初的城市改造,由于“改造成本一资源短缺”这一难以解决的矛盾,国家和底层社会都表现出较强的“经济理性”。改造“成本”和“收益”的非对称性导致了这一轮改造的最终流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