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翻译被认为是从源语到目的语的文字转换，译者只是从事一种复制工作。但是上世纪70年代以来，在后现代主义和功能主义的影响下，翻译理论研究开始出现了“文化转向”，并形成了面向译入语文化的文学翻译理论，将翻译看作一种跨文化交际行为，从而使翻译研究跳出了传统翻译理论的视角，拓宽了译学研究的领域。 本文借鉴勒菲弗尔的“文化操纵理论”，分析新中国建国初17年间以及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中国翻译文学选材问题。之所以选择这两个时期是因为政治意识形态与诗学对翻译文学选材的影响在这两个时期更加明显。根据文化学派勒菲弗尔和巴斯耐特的文化构建理论，翻译活动并不是发生在“真空”当中，而是受到意识形态、诗学、文化传统等各种权力的制约。这些因素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翻译文学选材。换言之，译者的翻译行为不可避免地会带有时代和社会文化的烙印。不同时代受不同权利话语的制约，因而有不同的意识形态和诗学倾向。这些意识形态和诗学倾向都会对翻译文学选材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 文章分为六个部分。 引言部分介绍本文的研究背景、主题、研究目的及研究的重要性。 第一章是本文的理论基础。在这一章里作者简要回顾了翻译文化学派在中西方的发展过程并对本文用到的相关概念加以界定：意识形态、诗学和翻译文学。第二章和第三章是本文的主体部分。作者结合实例详细论述了意识形态、诗学和翻译文学之间的互动关系。依据新中国初期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作者将新中国首二十八年划分为两个阶段：从新中国建立到文化大革命爆发前夕为第一阶段；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为第二阶段。在各个不同的阶段，意识形态和诗学都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本文通过对各个时期翻译文学的调查及对典型翻译家的翻译思想和翻译活动的研究来揭示意识形态和诗学对翻译文学选材的影响。最后是结论部分，在这一部分，作者首先总结全文，并提出自己的观点：政治意识形态、诗学和翻译文学选材之间的关系是互动的：两个时期翻译文学选材情况进一步印证勒菲弗尔的文化操纵理论对翻译研究具有一定的指导和借鉴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