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快速城镇化及城乡经济社会转型时期，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农户承包权和土地经营权的“三权”分置并行，对于加快放活土地经营权具有重要的激励作用。特大城市郊区是一个介于城市和农村之间的特殊的过渡地带，在城市经济发展辐射和城市扩张压力的双重作用下，农民生计方式多元、土地转出活跃，为此将特大城市郊区农民作为研究对象对于分析社会经济转型时期广大农民的农地经营权转出行为具有极大的参考价值。因此，本研究从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经济梯度差异较大的实际出发，基于实地调研选取苏州、武汉和成都郊区的1243户农户作为研究对象，采用变异系数法、大样本最小二乘法回归、分位数回归、系统聚类等数学工具，分析探讨农户生计禀赋及生计策略对农地经营权转出的影响，主要结论如下:　　(1)苏州、武汉和成都三个特大城市郊区农户的各项生计资本水平相似性与差异性并存。苏州、武汉和成都郊区农地经营权转出户的人力资源禀赋水平均高于未参与农地转出农户;苏州和武汉地区的转出户拥有相对略高的自然资源禀赋水平，但是成都地区农地转出户的自然资本水平却最低;三个地区农地转出户和未参与流转农户的家庭融资能力均相差不大;苏州地区农地转出户的社会资本水平较低，但是武汉地区和成都地区转出户的社会资本水平明显高于未转出农户;同时，苏州和武汉地区的未参与流转农户拥有相对略高的心理资本值，但是成都地区的农地转出户心理资本水平最高。　　(2)苏州、武汉和成都三个特大城市郊区农户农地经营权转出行为特征差异明显，农地转出率分别为96.14％、36.13％和49.02％，以苏州地区农地经营权转出最为明显;苏州地区农地流转多是由政府、村集体或新型农业合作社等动员统一流转，书面契约签订率较高，转出年限多在1-10年之间;武汉地区的农地流转模式主要是农户家庭结合自身发展需求选择的协商流转，流转对象主要是自家亲戚或是同村村民，以口头协议为主，且大部分没有约定流转期限;成都地区响应集体流转号召和自发流转的农户比重相当，转出年限多为10-20年，而且书面契约签订率高达78.29％。另外，三个地区的转出方式均以出租为主。　　(3)苏州、武汉和成都三个特大城市郊区农户家庭生计资源禀赋对农地流转决策影响各异。家庭农地资源禀赋对苏州、武汉及成都地区的农地转出决策均存在影响，但是其与武汉郊区农地经营权转出决策负相关，而苏州、成都是正相关。苏州地区和武汉地区农户家庭在本村居住的亲戚数量越多，转出行为越容易发生，成都地区城镇居民亲戚越多的农户家庭越不会转出农地，多倾向于出产的农产品在满足自家粮食需求的同时提供一部分给城镇亲戚。苏州和成都地区农户对周围人的信任程度越高，行为决策上越倾向于农地经营权转出。另外，武汉地区对农地经营权流转行为存在影响阈值的仅有韧性指数，当农户家庭韧性指数≤2时，随韧性指数增强农户农地转出倾向愈强;家庭韧性指数≥3时，农户农地转出倾向随指数增强而弱化。成都市郊区农户家庭没有城镇居民亲戚即城镇居民亲戚数量为0时，更倾向于转出农地，但是拥有城镇居民亲戚的农户家庭行为上则倾向于保有农地不转出。　　(4)基于非农收入比重，非农型农户的转出农户数量占比最高且农地转出面积占承包地面积的比重最大，是农地经营权转出的主力军。基于家庭男女分工，三个地区均是非农专业型农户的转出面积占承包地面积比重最大。苏州地区的非农型和非农专业型农户的流转书面契约签订率在各自的分类体系中都是最低水平，武汉地区则均是最高水平。基于代际分工混合型农户，三个地区的农地经营权转出行为主要来自两代完全分工型农户和两代不完全分工型农户，但是在具有农地转出行为的农户中转出面积占承包地面积比重最大的仍然是非农专业型农户。采用系统聚类法分类后研究发现，三个地区偏向非农型农户的共同特征是农地流转的书面契约签订率相对较低。　　针对农户家庭需求制定农地经营权流转的差异化政策，要严格落实精准扶贫尤其是产业扶贫和技术扶贫，提升农户人力资本水平，增强农户非农就业能力;扎实有效地推进登记确权工作，完善土地承包权和经营权的权能，开展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探索更有效的放活经营权的途径，创新经营权流转方式，鼓励采用土地入股、土地托管、代耕代种等方式;建立土地流转管理服务体系，并逐步实现农村产权交易流转平台的信息化管理;完善土地流转后农户基本生活保障体系，提高农民抵抗及应对风险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