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败,号称“经济之癌”。全世界所有的民族、国家和地区,不论贫富、大小,也不论层次和领域,都会有腐败渗透其间。即便是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历史上也一度非常腐败。可见,腐败是一种世界性的社会历史现象,并不是中国独有的畸形景观。对于腐败问题,中国历届党和国家领导人都把它提到了很高、很严峻的层次,并采取相应措施反腐败。特别是2012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反腐力度空前,上至政治局常委,下至普通干部,只要有问题,皆有可能被查办,可谓“既打老虎又拍苍蝇”。毋庸置疑,腐败和反腐败会对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一系列深远影响。那么,它们会如何影响外商直接投资?尤其是当前的反腐大潮,它与外商直接投资之间是什么关系?基于此背景,我们推出了本选题——《腐败、反腐败与外商直接投资》。从文献搜索结果可知,国内外目前对外商直接投资的研究已经很多,涉及的面也比较广,方法也较为成熟。尽管如此,从反腐败角度来研究外商直接投资的文献还很少,绝大多数文献考察的是腐败水平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而且关于中国的研究寥寥无几。比照既有文献,可以看出本文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两方面:1、从绝对腐败水平和相对腐败水平(腐败水平差异)两方面比较分析腐败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发现中国的腐败与外商直接投资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2、考察了反腐败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提出并检验“反腐败与外商直接投资的U型假说”。本研究与以往文献的一大区别还在于,我们注重影响的非线性(非单调性)。尽我们所知,本文是第一篇探讨腐败水平差异对中国外商直接投资影响的文献,是第二篇关注反腐败对中国FDI影响的中文文献。可以预期,我们的研究可进一步丰富外商直接投资文献,具有理论意义。本文的研究内容主要分为以下几部分:1、测度中国的腐败水平和反腐败力度,并简要介绍中国外商直接投资的基本情况。这些内容将分散到相关章节作为实证分析的背景知识。2、从理论和逻辑上探讨腐败、反腐败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机制,并提出相关假设。就直觉而言,它们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可能会随着发展阶段、资金来源地、企业性质和行业状况等方面的不同而有所差异。3、基于引力模型,实证分析腐败、反腐败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腐败方面,主要采用世界银行发布的全球治理指数(wgi)和美国政治风险服务团队(prsgroup)的分项指标来测度腐败水平。一是做中国1984—2013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分析,考察绝对腐败水平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二是考察中国2000—2013年相对腐败水平与fdi的关系,参照中国的腐败程度将122个经济体分为“相对清廉组”和“相对腐败组”,在两分法的基础上根据地缘文化分列出“儒家文化圈”。对于反腐败,主要是基于中国1998—2013年的省级面板数据来展开,提出并检验反腐败与外商直接投资的“u型”假说,探讨其政策含义。通过机制探讨和实证分析,本文的主要结论如下:1、在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或者腐败水平处于较低的状态时,腐败的存在能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交易效率,促进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当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时,人们对公平和透明营商环境的呼声变得强烈,此时的腐败不利于吸引外商直接投资。这说明腐败既是外商直接投资的“沙子”,也是“润滑剂”,它扮演着双重角色。概言之,绝对腐败水平对fdi的影响遵从倒u型轨迹。2、相对腐败水平(腐败水平差异)与外商直接投资负相关,但这种影响具有非对称性。具体而言,属于相对清廉组的经济体大概在10%的水平上显著,属于相对腐败组的国家和地区在1%的水平上显著,而属于儒家文化圈的经济体仅显示出负向关系,并不怎么显著。这些差别说明不同的国家(或地区)特质决定了它们对同一因素存在不同的反应。3、从资金来源地看,对于清廉经济体,中国降低腐败水平(亦即加大反腐败力度)有利于吸引来自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直接投资;对于高腐败经济体,腐败的存在反而能吸引来自这些经济体的直接投资。也就是说,它们的政策含义是相反的。但就长期的净效应而言,为了吸引更多的外商直接投资,我们的腐败水平应该向清廉经济体趋同。也就是说,通过反腐败来吸引更多的外资。4、反腐败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在几何上呈现出u型特征。这意味着外商直接投资的增加与反腐败力度的增强不一定是同步的,外商对中国的反腐败存在一个反应时间。其寓意是,在初始阶段,反腐败很可能会降低外商直接投资,原因也许在于来自高腐败经济体fdi的减少效应超过了来自清廉经济体fdi的增加效应。当然,这种阶段性或暂时性的减少不一定体现为投资额度的减少,更可能反映在投资增速的减缓上。在u型曲线的右边,随着反腐败的继续推进,投资和商业环境益加改善,投资者对反腐败的正面预期趋稳。届时,来自清廉国家或地区fdi的增加效应便会超过来自高腐败经济体fdi的减少效应,净效应为正,外商直接投资增加。5、从控制变量来看,经济集聚程度的提高、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基础设施状况的改善、直接标价法下汇率的升值、政策扶持力度的加强和经济增长向好皆能促进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政治环境差异与fdi正相关,说明外商敢于去政治环境不同的地区开展投资活动。我们的估计结果还显示工资水平与外商直接投资正相关,其机制可能在于,在劳动力供求状况不变的情况下,工资水平上升是劳动力质量改善的价值实现,同时也是高劳动力质量的信号,而且高工资水平往往还代表着较高的市场规模和消费水平。负效应方面,本文的研究显示文化差异、政府对经济的控制和地理距离皆会抑制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此外,相对经济规模和相对人口规模皆与外商直接投资正相关,对外商直接投资具有引力作用。当然,这种影响对不同腐败水平的经济体也是存在差别的。对于来自清廉经济体和儒家文化圈的直接投资而言,相对经济规模有负向影响,相对人口规模则表现为促进作用。相对腐败组的情形正好与此相反。综合我们的研究,可以看出既有文献之所以对腐败、反腐败与外商直接投资的关系存在争议,除了同研究者所关注的时期、地区和采用的方法有关外,还在于大多数研究单纯从绝对水平来探讨它们的关系,或者仅仅考察它们的线性关系,而忽略了可能存在的非线性关系。我们的工作无疑能在一定程度上弥合争议,推进相关研究的开展。由实证研究引申出的政策含义主要有:中国需要反腐败;在反腐过程中要更加注重制度建设、要注意稳定和调整市场预期;要继续提升人力资本水平、继续改善基础设施状况,加大政策扶持力度,以吸引外资流入;同时也要减少政府对经济的控制,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真正起到基础性作用。当然,本文也存在着一些遗憾,这也是本文的不足。数据资料的限制,使得我们在分析绝对腐败水平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时,只能从事全国层面的时间序列分析,造成研究结论略显粗糙。在探讨反腐败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时,未能探讨中国反腐败对外商直接投资影响的行业效应和企业效应,也未能从总案件中分离出大案、要案的影响。理论上,不同行业、不同属性的企业对腐败、反腐败会存在不同的反应。而且,与一般案件相比,查办大案、要案更能显示中国政府反腐败的决心和力度,它们的影响可能会更显著。但由于《中国检察年鉴》和《中国法律年鉴》各省市大案、要案的信息缺失严重,笔者没办法从总案件中析出大案、要案的面板数据。在第三章和第四章的实证分析中,数据来源略显单一,不便进行稳健性检验,这也是一个不足。若有相关数据资料,本研究将会更为深入。该领域的下一步研究工作可在腐败、反腐败的测度和数据库建设,腐败水平差异与外商直接投资,反腐败与外商直接投资三大层面展开,考察反腐败的企业效应和行业效应。重点关注中国反腐败实践可能带来的社会经济影响,尤其要注意其影响的非线性特征,及时提炼、发现问题,让相关研究相得益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