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早期,国家处于分裂状态,面临着政治整合的难题。1920年代中期,针对国家分裂和动荡的时局,孙中山根据形势需要提出了两种政治整合国家的方式——即通过国民党领导下的革命运动、军事力量,武力统一国家和通过召集国民会议、制定宪法,和平统一国家。由于国民党与北方军阀在召集国民会议的程序和组成人员上无法达成共识,社会革命和武力统一的思路在国民党内占据了上风。　　孙中山死后,国民党维系的主要纽带断裂。因意识形态、资历、利益和地缘冲突引发的派系之争凸显。党国政体之特征是中央集权和个人集权。但派系之争和新军阀间的矛盾与党国政体发生了排异反应。党内的失势文人领袖,常利用孙中山遗产中较有自由色彩的内容作为反蒋的借口。地方实力派军人为反对南京政府的中央集权政策,借用文人的话语为自己反蒋辩护。他们一方面要求党内民主,一方面重新祭出了法统的旗号,要求召开国民会议、制定约法,寻求党外势力的支持。孙中山的第二个政治遗产被激活。　　国民党执政前期,除了文武派系外,党和政府内出现了一些希望通过民主宪政实现政治整合的温和人士。特别是,当国民党内出现派系纷争时，当国民党与党外势力出现纷争时,一些温和派人物主张建立分权和人权保障机制，容纳各种势力的政治参与,政治解决党内和国内的分歧。　　国民党统治前期,“党外有党”的政治格局依然存在。党外各党均高喊民主口号反对国民党的一党训政。不过,各党对民主的理解存在差异。仅有青年党对民主的本意有较为清醒的认识。晚清和北洋时代逐渐发展起来的公共领域仍有较为广阔的空间。公共政治模式延续了下来。公共政治领域中的一些团体和传媒常呼吁政府召集国民会议、制定约法,吸收民间势力参与、保障人权。　　中原大战胜利后,蒋介石一时压制了对南京权威挑战的势力,但反蒋各派提出的反蒋理由却获得公共领域和一些南京政府仍未有效解决的地方实力派的赞许。此外,托派、第三党与青年党仍在频繁活动,前两者挑战南京的保守路线,后者则挑战党治主义。南京政府的统治虽在中国的东部沿海和一些中部地区获得了承认,但边疆地区仍处于半独立状态。南京政府成立后,一直在谋求通过谈判的手段实现主权独立,收回刺激了中国人民族情感的治外法权。然而,中国没有宪法和法治,随意统治的事实,使列强对归还治外法权之后,外国侨民的有效保护问题深感忧虑。　　在此社会背景下,蒋介石和胡汉民决心召集国民会议巩固自身权力,化解党内外势力的挑战。不过,蒋胡双方对国议结果的期望有所差异。1931年初,蒋介石和胡汉民的理念和权力之争激化,胡汉民被扣押,但蒋介石想通过国民会议成为民国总统的愿望也未实现。　　南京政府召集国民会议之用意,并非要与党内外异己势力达成共识之规则。国民政府和国民党组织通过各种方式对选举进行了控制。由于参加国民会议的一些团体仍有不受党和政府控制的较大自主性,国民会议开会时,南京政府通过各种技术手段操控会议议程和议案。这样,国民会议制定的约法必不会获得各种势力的认可和遵守,它成了一个粉饰专制的符号,丧失了政治整合的功效。　　1931年的国民会议本是南京政府政治解决异己势力的好机会。南京政府如能适当地开放政权、扩大政治参与,党外势力和地方实力派会丧失在体制外非理性行动的动力和借口。但蒋介石一直希望成为中国的独裁者,他迷信武力解决对手之方式,较少有现代政治意识。此外,出于对左派领导之群众运动复活和自己在党内并非处于绝对权威地位等状况的担心,蒋介石不可能寻求在民主宪政之框架下实现政治整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