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同时，作为温室气体排放的主要国家之一，在气候变化领域既面临着来自诸如CDM等合作机制的资金与技术，更面临着来自发达国家的要求承诺减排的谈判压力。综合地考虑能源、环境和经济的相互影响，定量地评估国际气候谈判中潜在的代价与收益，是进行科学决策的必要基础。 本研究建立了一个综合描述中国经济、能源、环境系统的动态可计算一般均衡(CGE)模型(TEDCGE)，用于分析在中国实施温室气体控制政策的代价；同时，建立了一个全球碳排放贸易局部均衡模型(TRCW)，用于研究中国的CDM市场潜力。TEDCGE包括10个部门(其中4个能源部门)、两类消费者，采用递推动态机制，由1997年投入产出表构建的社会核算矩阵(SAM)校准参数。TRCW模型根据马拉喀什协定的相关规定考虑了美国的退出、碳汇项目、热空气规模、交易成本、适应性基金、垄断供给等现实因素，同时，中国的成本数据来自TEDCGE，可考察中国CDM市场潜力在各部门间的分配。利用上述模型，对2010年在中国实施碳税政策的假设情景进行了模拟；对京都议定书第一承诺期的CDM市场结构进行了分析；对CGE模型的不确定性进行了研究，包括参数的先验分布及其不确定性的传播、参数的全局灵敏度分析。 研究结果表明：控制中国温室气体排放的社会代价很高，是减排技术成本的2倍；马拉喀什协定下中国的CDM市场规模很小，利润收入仅约1.5亿$/年，其中重工业和电力分别占40％和20％左右；CGE模型结果对部分参数比较敏感，并且不同输出变量对应的敏感参数并不完全一样；在TEDCGE模型中碳税水平对资本/能源替代弹性及能源间替代弹性非常敏感，而影响GDP损失率的关键参数只有能源间替代弹性；从部门参数来看，重工业和电力行业的上述替代弹性对结果的影响很大，而其它行业的则很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