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农场作为我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之一,既是以家庭承包经营制度为发展基础,又是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升级与深层次的发展。“一号”文件为其发展从政策层指明了方向,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引导作用。我国工业化进程步伐较快,生产力水平大幅提高,城市化快速发展。工业化发展为农业现代化,发展家庭农场等新型经营主体输送技术要素。城市化快速发展为农村剩余劳动转移,吸纳大量农村劳动力创造有利条件,为土地向适度规模经营主体流转奠定了基础。同时,城市化发展改善居民生活水平,使得农产品需求呈现多元化、安全化、品质化、精神享受化的特征。然而,现阶段农村居住空心化、土地大量撂荒、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日益严重,亟需解决“谁来种地?”与“谁能种好地?”的关键问题。成都市位于成都平原重要地带,工业化与城市化发展基础良好,近年来,成都市城市化快速发展,城乡统筹建设基本完成,为农村土地流转、集中使用以及适度规模的家庭农场发展创造先决条件。发达农业国家经验也告诉我们,家庭农场是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实现规模经济,建设农业现代化的重要途径。然而,成都市家庭农场发展水平总体不高,处于进一步探索发展阶段。本文在研究分析家庭农场内在涵义与特征的基础上,比较家庭农场与其他新型经营主体的异同,探究家庭农场运行管理机制；通过对成都二三圈层面家庭农场进行调研,结合实际数据,分析市内家庭农场发展的有利条件,总结家庭农场发展现状。在此基础上,总结成都市家庭农场发展影响因素,运用因子分析法,对成都家庭农场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并结合成都市家庭农场发展实际情况进行深入分析,得出以下结论：(1)家庭农场发展受土地资源因子、农场主素质因子、家庭农场内部运营因子、农场发展外部因素因子影响比较显著。(2)土地资源因子对家庭农场影响程度排名第二,土地资源因子包括土地分散集中度、家庭农场经营规模、土地流转价格。但是介于目前成都市家庭农场发展较为分散,土地成本差异较大,规模效益较低的原因,土地资源因子家庭农场推动作用并不明显。规模效益较低表明,在现有的生产力水平下,在适度范围内增加经营规模,有利于增加家庭农场生产效益。(3)农场主素质因子对家庭农场影响程度排名第一,说明成都市家庭农场发展还处于自我探索阶段,发展核心单一,家庭农场成员中某个人的能力对家庭农场发展起到决定性作用,家庭其他成员以及外部环境不能为家庭农场发展提供很好的支持。农场主素质因子包括农场主学历、农场主从事农业经营年限。其中,农场主学历对家庭农场的影响与我们的经验性假设违背,现阶段,农场主学历越高,越不利于家庭农场发展,原因在于发展规模与效益较好的家庭农场多是专业大户发展而来,农场主经历了长期的努力,年轻时就投入农业事业,限制里学校学业完成,学历水平较低。(4)家庭农场内部运营因子对家庭农场影响程度排名第三,推动作用并不显。家庭农场运营建设因子包括家庭成员有无科学分工因素、科学发展规划因素。统计显示,目前,成都市农场家庭成员分工粗糙以及缺乏专业长期发展阻碍了农场发展。(5)农场发展外部因素因子对家庭农场影响程度排名倒数第一。农场发展外部因素因子包括政府补贴因素、家庭农场等级评比与建设因素、政府组织以及其他组织(如协会)对农场指导关注情况、向金融机构融资情况。目前,成都市农场发展外部体系建设迟缓,缺乏市场退出机制与继承机制,市级与区县政策标准不统一,融资条件复杂,渠道单一,社会服务组织水平不高等问题严重阻碍了家庭农场向更高水平发展。最后文章根据成都市家庭农场发展实际情况,从积极发挥政府引导作用,鼓励社会化组织扶持家庭农场；科学职业农民培训,提高农场主综合素质；完善相关政策法规,建设家庭农场市场机制；加快家庭农场示范效应建设,促进家庭农场产业集群发展；规范土地流转体系,保障流转双方合法权益五方面提出建议,供成都市农业相关部门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