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今大数据背景下,数据信息不仅与人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更在国家发展战略上有着日益重要的地位。走在数据信息保护前沿的欧美国家纷纷制定相关法律,旨在纠纷发生时可以护国家数据主权安全和利益,以美国的《澄清域外合法使用数据法案》和欧盟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为例。为顺应二十一世纪数字经济发展的时代趋势,我国在2016年出台《网络安全法》相关法律来进行信息保护之后,于2021年6月份颁布了《数据安全法》并于9月份实施。数据安全法的出台,不仅在保护数据安全的法律体系下完善了之前的不足,更强调了对数据安全的保护应符合国家整体安全观。尽管该法律并未有明文规定国家数据主权这一概念定义,但在学术界这一概念已经广泛讨论,并且该法全文已经将中国的数据主权保护放在了国家总体安全观的战略位置。因此,我国在对数据安全保护的工作中,加强对数据的域外管辖,重点在于协调数据本地化与数据跨境流动之间的冲突,妥善解决外国侵犯我国数据安全及数据利益的问题,并且借鉴其他国家对本国数据域外管辖规定的经验,不断补充完善我国关于数据域外管辖的相关规定,通过积极开展国际合作的方式,致力于解决国家之间数据域外管辖问题,努力为维护世界数据主权安全增砖添瓦。本文分为四个部分,以宏观层面和国家主权角度为研究切入点,通过文献分析法、比较分析法及价值分析法展开相关研究。在文章开头引言部分简单介绍世界主要国家对数据域外管辖规定的情况,并引入研究国家数据主权的重要性和意义价值,研究数据域外管辖方面的现实情况。第一部分主要介绍数据域外管辖概况。首先,研究数据域外管辖的法理基础。管辖权是各国行使主权的重要体现,对数据域外管辖权限的研究离不开主权理论在数据领域的发展;在研究数据域外管辖的国际法规制中,数据在域外管辖过程中须遵守主权原则、最密切联系原则、平等互惠原则、合法合理原则、国际礼让原则等。其次,对于数据域外管辖的权限确定标准,各国基于本国数据安全和主权利益考虑,同时也反映出各国在数据域外管辖确定标准上价值取向的差异。研究包括数据存储地标准与数据控制者标准以及二者之间的比较;作为两种不同数据域外管辖的权限确定标准,各国基于本国国家主权利益角度出发,采用不同的标准来维护数据跨境传输、处理过程中本国的数据安全和主权利益,促进数字经济和贸易活动的开展。本章最后聚焦数据域外管辖中域外立法管辖权。域外管辖权的行使既需要国家通过法律政策的制定来进行立法层面的规范限制,又需要相应的机关通过执法或司法的方式去严格落实相关的法律规定。研究各国通过立法手段对数据的域外管辖进行监管和控制,以维护本国的国家主权和数据利益,促进数字经济和贸易活动的发展。第二部分研究世界主要国家对本国数据域外管辖的模式,以科技发展和数据信息法律保护走在世界前沿的美国、欧美及俄罗斯、日本等国家为例,并分析其对于本国数据域外管辖的重点法律规定,探究其背后的价值取向。重点研究分析美国的全球扩张模式,《海外数据使用澄清法案》的相关数据域外管辖研究,包括“适格外国政府”的适用以及境外数据运营商免于提供所持有数据的条件等。欧盟的平等保护模式以及《通用数据保护条例》的相关数据域外管辖研究,包括“充分性认定标准”的适用,以及创设的新的监管机制等等。第三部分介绍我国的数据域外管辖的立法发展和现状,我国的数据域外管辖模式分析以及与欧美国家进行相关比较分析。主要总结了我国的中国数据本地化模式,对比分析与欧美国家在数据域外管辖模式上的不同特点,以及在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上的差异。我国对待数据域外管辖和跨境流动的问题上一直持比较严谨的态度。我国坚持在维护本国主权安全和利益的基础上,促进一定范围内的数据跨境自由流动,但其过程和监管程序需得严格按照我国相关规定进行。本章重点分析《数据安全法》中涉及主权原则在数据域外管辖中的体现,灵活应用数据本地化要求,以及国际礼让与对等反制等相关规定内容,并结合具体案例和此前的《网络安全法》、《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等相关法律、条约进行研究分析。我国注重开展数据信息处理活动的法律规定和法律程序完善和建设,不分国籍,以开展数据跨境流动处理活动为数据运营商和网络基础设施运营者的规制对象;对跨境流动的数据信息分门别类进行不同的管理和控制,通过国家有关部门监管和行业制定行规守则相结合的手段,积极促进区域范围内数据经济贸易的交流合作和发展,努力为国际上构建统一的数据信息域外管辖和跨境交流规则和制度而增砖添瓦。第四部分分别从国内层面和国际层面来完善我国数据的域外管辖。在国内,强调完善数据域外管辖相关立法及制度,加强各行各业对数据跨境传输、交换、处理等活动的监管,完善并细化数据分级分类保护的范围和等级措施等等;在国际上数字经济发展之中,注重平衡各国之间的数据利益交换,维护各国数据主权,积极推动构建国际上形成统一的数据跨境流动管辖规则和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