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稹外放江陵和通州是在时间上具有连续性的两个重要时段,也是其创作的两个高峰。本文细致梳理元稹在两地的经历、心态及其所处地域环境、文化的差异,比较元稹江陵诗与通州诗题材内容、情感及艺术特征的异同,有利于宏观考察诗人经历、所处环境等对其创作的影响及两时期诗歌创作的发展变化。第一部分梳理元稹江陵与通州两个时段的经历,分析其心态差异。元和五年贬谪江陵,是元稹仕途上升趋势的转折。此时期固然有被逐的苦闷,但期待再起及江陵环境等使其又多表现出达观心态。元和十年赴通州,是元稹怀着极大期待回京后的再遭外放,由于仕途上的连遭打击与通州地域环境等因素,元稹通州时期已无江陵时期的达观,更多落寞与忧患心态。第二部分比较江陵与通州的地域环境、文化差异,考察元稹对二者的态度。江陵与通州地理、文化环境有显著差异,一属荆楚文化,一属巴文化。元稹对待两地的自然环境态度较为复杂,对江陵所在的荆楚山水多持欣赏态度,对通州所在的巴地自然环境则多畏惧。人文环境上,元稹对江陵、通州两地民风民俗的否定和批判皆多于认可与赞扬。第三部分比较元稹江陵诗与通州诗题材内容的异同。江陵、通州时期是元稹咏物诗创作的高峰期,共85首,占其一生咏物诗总量的64%。江陵时期受荆楚浪漫文化及深厚人文历史影响,较多情爱诗、咏史诗的创作。通州时期,由于白居易其时被贬江州,相同的遭遇使二人更易产生情感共鸣,因而元白唱和诗多达31首,占其通州唱和诗的69%。与江陵时期多作咏史诗关注政治相比,通州时期更倾向于关注民生。第四部分比较元稹江陵诗与通州诗抒情方式、意象选择、风格的差异。江陵时期,元稹隐忍以图再起,诗多比兴寄托、婉约曲折;通州时期,连遭打击及可能受巴人质朴、率性影响,诗多直接抒情。江陵时期写景诗色调明丽者占比68%,色调黯淡者占比32%;通州时期写景诗色调鲜亮者占比35%,色调黯淡者占比65%,这样巨大的反差显然与元稹在两地的经历、心态有直接关系。江陵诗大量使用典故,风格多蕴藉含蓄,受荆楚浪漫风气影响,总体上不乏浪漫色彩;通州诗或受巴人“尚实”等影响,多采用白描手法,更为浅切通俗,整体上也更显沉实质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