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进步是一个国家实现经济增长、提升国际影响力的重要影响因素。加大科技投入力度是有效提高一个国家技术进步水平的重要手段。政府和企业是科技投入的两大主体,政府的科技投入引导和带动企业乃至全社会的科技投入,从而对促进科技创新和科技进步起着重要的作用。随着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中国的政府科技投入在全社会科技投入中所占比重不断下降,目前已低于众多成熟市场经济国家。那么,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公共科技投入应该更高还是更低?科技投入资源的配置中有关政府科技投入规模的大小及其合理性问题,理论研究展开得不是很充分,而在实践中也是一大难题,在中国更是一个迫切需要探讨和解决的现实问题。因此,从经济理论、技术方法及政策实施等方面研究政府科技投入规模的优化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以政府财政科技投入规模为研究对象,探讨政府公共财政介入科技活动的程度、界限及范围的优化问题。在综述国内外公共科技活动的相关文献、对财政科技投入规模优化的研究进行专题讨论的基础上,采用理论模型推演、经济计量实证研究、类比分析等方法,对政府公共科技活动的规模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并就中国的政府财政科技投入规模的优化、目标及实现路径、保障机制等进行了探讨,为中国的科技政策及落实措施的完善提供依据和参考。通过上述研究,论文得出以下主要结论：第一,政府公共研发支出具有公共支出一般的巴罗效应。随着政府公共部门为创新提供的公共知识从无到有、逐渐增加,政府公共科技投入一开始对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但与此同时,政府公共生产知识是有代价的,那就是对企业私人资源的挤占,随着这种挤占的继续增加,私人创新越来越缺乏激励和资源,最终导致私人创新的下降,经济增长最终将会处于下降趋势。因此,存在一个能够使得经济增长最大化的政府公共研发最优规模。第二,市场条件等各种内外部因素对该最优规模具有不同的影响。第三,中国财政科技投入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和明显的双向因果关系。第四,从全要素生产率角度看,政府公共研发和企业研发对中国研发创新全要素生产率均有负的影响,其中企业的影响程度更高,要实施鼓励提高企业研发效率的公共科技政策。第五、中国政府研发投入水平较最优值低,政府研发投入在公共研发部门的分配比重较最优值低,公共研发投入在基础研究的比例较最优值低,需要提高政府资会在科技投入中的比重,加大对基础研究等公共领域的研发活动的支持。本文的创新点主要体现在：第一,在研发与资本共同作用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框架下,引入一个以汲取经济中的资源为代价、为创新活动提供公共知识的政府公共研发部门,通过理论推导和数值模拟,论证了使得经济增长最大化的最优公共研发规模的存在,并对该最优规模的影响因素及影响机制进行了模拟检验,扩展并丰富了政府公共研发投入规模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研究。第二,从研发创新全要素生产率的角度测算中国地区研发创新的效率,以及基于公共、企业部门两大研发主体的活动对研发创新效率的影响,对中国政府财政科技投入的绩效进行评价,考察中国研发创新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源泉及区域差异,是对科技投入绩效评价研究的方法上和视角上的创新和尝试。第三,基于资源优化配置方法,测算中国政府科技投入的规模及投向结构的最优解,是这一方法应用于政府研发资源优化配置的延伸。第四,借鉴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和新兴国家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财政科技投入规模、与其他科技主体投入的相对比重的演化规律及历史经验,并结合中国所处经济发展阶段、面临的国际形势及未来发展战略,对中国未来时期财政科技投入规模的目标和实现路径进行了测算,为中国科技投入目标的实现提出具有针对性、现实性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