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观人类经济发展史,城镇化与工业化如影随形,相互促进：工业化助推城镇化发展,城镇化倒逼工业化转型升级。如果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镇化是工业化粗放发展的产物,则今后是城镇化制度协同引领中国工业化升级和发展方式转型的新阶段。在当前经济发展减缓、结构升级压力倍增的新常态下,基于协同视角,对城镇化命题进行旨在均衡与有序的制度协同研究,无论对于城镇化本身的健康发展,抑或中国工业化深入推进及发展方式转型,均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有关城镇化研究的文献可谓汗牛充栋,本研究拟从制度协同这一新视角来展开。一是,城镇化尤其是中国的城镇化,是个巨系统,庞大、复杂、牵一发动全身,需要有个好的视角；二是,城镇化研究尤其是城镇化制度研究,尽管文献很丰富,但制度之间的耦合、衔接、互动鲜有涉及,基于“协同”角度的探讨是个新领地；三是,当前城镇化发展到了制度作用凸显阶段,需向制度要“红利”、向制度求“协同”,以推进新型城镇化。本研究拟采用文献研究与个案研究相结合、理论分析与经验总结相融通、归纳与演绎相交叉的方法,重点研究三个方面：探求“制度协同”的定义；确立城镇化制度的五个维度；研究城镇化制度协同的机理。第一,制度协同的定义。在第1章导论提出问题的基础上,第2章结合自然学科与制度经济学等有关协同理论与概念,提出制度协同是制度负反馈和正反馈同时发生作用,从制度均衡到制度不均衡,再到新的均衡的不断演进过程,表现为制度由非协同向新的协同的演化过程,协同不是单一制度的最优组合,是宏观的空间结构、时间结构、功能结构的优化,是有约束条件的最优。第二,确立城镇化制度的五个维度。第3、4章以推进城镇化的制度动力为标准,纵观城镇化典型实践,统揽城镇化制度的本质功能与类别演进,确定城镇化的人文、土地、产业、人口、生态五个最重要维度。人文维度主要选取文化制度、产业维度主要选择宏观产业制度、土地维度主要选取地方政府土地财政制度、人口维度主要选取户籍制度、生态维度主要选取宏观生态制度,分别厘清每个维度的正向或负向力量,归纳了该维度的城镇化制度特征,并选取江西的例子或者小样本进行剖析,同时借鉴国外有关制度,论述每个维度下的城镇化制度效应。第三,研究城镇化制度协同的机理。主要包括第5章和第6章内容。第5章主要依据城镇化制度之间的竞合关系、耗散结构和变迁格局中的历史惯性,构建城镇化制度协同模型,主要用五维竞合协同、序参量钻石两个子模型进行阐释：五维竞合协同模型主要阐释城镇化制度五个维度之间的关联衔接、互斥竞合；序参量钻石模型主要阐释在当前被忽视的人文和生态维度与其他三个维度之间的关系。借鉴协同论的序参量支配原则,探索性提出：在城镇化制度协同中,第一序参量为人文制度,第二序参量为生态制度。提出了有利于释放内需巨大潜力、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有利于破解城乡二元结构、有利于促进社会公平和共同富裕、有利于经济和生态良性循环“五个有利于”的城镇化制度协同目标,归纳了偏执一端、顾此失彼、好大喜功等制度非协同典型。在第5章的基础上,第6章着重从三方面分析城镇化制度协同的机理：一是城镇化制度协同的规律性。制度的产生、演进、变迁有其自发性,制度体系内部如果仅仅依靠自发地协同,必然缺乏时效、漠视整体,大量个体利益突兀尖锐地存在,无法实现和谐,无法解决城镇化面临的各种冲突、各类协调,必须顺应规律进行积极的协同干预,从而促进城镇化各种有效制度的形成,加速各类制度之间的耦合历程。城镇化制度协同需要考虑个体成本与收益、社会成本与收益、政治成本与收益,利益考量是城镇化制度协同的基本原则。切合实际的好的制度构架,应体现更多的理性、建设性、协调性,可以更好地谨慎调整、理性平衡相关各方群体的利益关切。既不能超越基本的制度发展演进规律,又要更好地发挥制度协同作用,发挥制度安排主体在创造制度环境、编制发展规划、建设基础设施、提供公共服务、加强社会治理等方面的职能。二是城镇化制度协同的结构性。研究各种制度安排之间的层次、关系、影响、相互协调等问题,确定制度的最佳结构,显然是制度协同中极为关键的问题。制度协同的效率不可能通过简单加总单项制度安排的效率来得到,主要取决于构成这一制定结构的人文、产业、土地、人口、生态等维度的制度安排的效率。微观而言,城镇化单项制度安排在制度结构中造成的独特效率,以及制度五个维度结合的方式力度不一样,导致形态各异的、具有个性特色的小城镇的形成。宏观而言,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最终成型的“特色”除了中国城镇化的历史传承、现实基础的独具特色外,还应是五个维度的制度安排实现了高效益：耦合性最大化、冲突性最小化、真空性最小化。三是城镇化制度协同的动态性。制度协同存在因时而动的变化特征。这个“时”本质上就是生产力变化。一个时期的生产力状况、水平、性质,决定了该时期任何制度的产生,制度的调整和适应,必然是伴随着生产的发展和改进而做出的相应的变化的,这就是时势造就制度,制度协同必须因应时势,如此才能提升制度协同的效率。人文、产业、人口、土地、生态等五个制度的维度,无论从哪个角度动态地发挥作用,都离不开城与乡的关系,城与乡的动态变化是制度协同的主要矛盾。城镇化自然演进的历程与阶段性的特征表明,中国城镇化是一个可以发挥“后发优势”的过程。政策含义上,本研究认为维度的跛足是加剧城镇化失衡问题的主要原因,要以“制度协同”思维整体推进城镇化改革。当前,要更加重视城镇化制度的人文维度和生态维度。需要指出的不足是,由于“制度协同”相关研究较少,本文的很多研究带有初步的探索性质。所确立的五个维度,考虑到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时空背景、不同的发展阶段可能会有所不同,城镇化制度的维度存在个数或内容的增删空间,所以,从精准研究来看,五个维度确立的科学性和完备性存有一定欠缺。此外,对非协同的深入阐述,以及城镇化制度协同理想模式的研究,还有许多进一步研究探索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