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信息革命是一场以数字化为先导、以实现社会信息化为标志，以信息技术为支柱的现代科技革命。这场革命加速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在此基础上，其影响远远辐射到经济领域以外，引发了世界范围内的文化革新。　　从文化的内在本质、文化更新与文化优化的内在驱动机制等层面来分析，就会发现，文化的全球化进程是一个由特殊主义到达普遍主义和由普遍主义到达特殊主义的双重演绎过程，是一个民族化与世界化、同质化与异质化共同发展与进步的过程，不仅存在着“从民族走向世界”和“从世界走向民族”这两个不同的双向运作路向，而且存在着两种路向之间动态的交互作用。具体来说，这一过程大致要经历文化特殊主义与文化普遍主义的矛盾冲突、渗透融合、携手并进三个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的阶段。　　第一阶段，特殊主义与普遍主义的矛盾冲突阶段。这一阶段主要出现在文化交流的初期。矛盾产生的根源和内在机制在于文化自身的本质，即文化“自在自为”的特质，本土文化有其生于斯长于斯的现实土壤与信奉群体，并在相当程度上与民族群体融会成强大的有机体，谁也分不开谁。那些文化作为民族群体的历史积淀，已成他们所认同并共同遵循与信奉的行为模式，是民族在长久的历史发展中的文化结晶与成果。然而，在外来文化进入以后，文化的这种特质受到了威胁，于是矛盾冲突就产生了。　　第二阶段，特殊主义与普遍主义的渗透融合阶段。文化具有自在自为的特质，这决定了不同文化在交流的初期会不可避免地产生一定的冲突。但是，同样是因为文化的另一特质——为人的价值取向使得文化交流在经历了初期的茫然失衡之后会走向理性的对话与融合。　　但是，这种交流与融合不会导致像“文化殖民主义”者所预言的全球文化差异被挤进一个主导的、枯竭的、同质的狭隘之中。原因在于:首先，从传统文化的宗教、精神的比较来看，本土文化可能在表面上发生变化，但很难改变它深层的特质。深深积淀而深入骨髓的民族文化是一种精神的象征、价值的升华，是人之历史地凝聚成的深层纬度，以其嵌入的方式、持久的影响力而超越时空地左右着人们的思维习惯、行为方式等等，它是很难改变的，即使形式上发生了重大变化。其次，从“文化接近性”上看，本土文化更有竞争力。只要本土文化质量不太差，就更容易符合本地人民的需求，引起人们对本民族文化的天然的认同感和亲切感，获得精神的慰藉和心灵的共鸣，因而也就更具有竞争优势。再者，从文化之间的相互影响来看，文化的交流并不总是单向度的:一方面，强势文化在一定程度的文化殖民过程中，自身也要汲取弱势文化之中所包含的营养;另一方面，弱势文化也必须将自身改造过之后才能在本土有立足之地并得到长期发展。　　第三阶段，特殊主义与普遍主义的携手并进阶段。世界文化的发展是一个动态的、多元竞逐的过程，不同文化的渗透融合形成稳定格局、普遍趋势之后，世界文化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各个文化之间的互动作用。各民族吸取外来文化之后，往往将这一外来文化发展成民族文化有机体的一部分;同时又以这一新的文化为起点，不断发展，在此期间又融合外来文化，向更高的层面提升，形成良性互动。这种进步的螺旋每向上旋转一步，肯定的评价就加深一步，这种动态性的矛盾发展最终将该民族文化体系改造成为一种更高、更可取的秩序形式。　　由此，可以得出的结论是文化全球化不仅包含了普遍主义的特殊化，而且包含了特殊主义的普遍化。把握特殊主义，便需要把握普遍主义，而从更加经验的意义上说，在某种情况下，特殊主义便会成为通向某种普遍主义的途径。　　文化全球化进程不同于经济全球化，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盲目地趋从于另一民族的文化不仅不会得到其文化的优秀精髓而且会失去自己文化的个性并最终导致本民族文化的价值真空。因此，对于任何一个处在全球化进程中的国家或民族而言，能否成功建立自己本民族的个性文化模式，形成适合本民族发展的先进文化，将决定着这一国家或民族在未来世界文化发展格局中所处的地位。　　构建属于本民族的个性文化模式对任何一个民族来说都是一个长期而浩大的工程，任务艰巨，但也并非无路可寻。在对个性文化模式一般形成过程的考察之后，我们发现，文化模式的形成应以文化的反思为前提，以文化批判为重要环节，以文化的继承为支撑，以文化的创新为源泉，对传统文化、外来文化进行多层次、全方位的动态整合，从而形成整个共同体所认同的共同思维模式，并进而在制度层面上加以定型，成为个性文化进一步发展的标准。　　这一个性文化模式的一般形成过程对于当前正在建设的中国先进文化模式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在这一建设过程中，必须能够对来自纵向的传统文化和来自横向的其他国家、民族的文化加以彻底地、批判性地反思，将马克思主义与以儒学思想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相结合，并在分析、鉴别中吸收世界一切文化的优秀成果，从而形成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中心的不同文化多元并存的交融性、和谐性文化模式，由此完成对中国先进文化模式的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