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政策输入，是向公共政策制定系统提出要求和支持的过程，是环境对公共政策制定系统的刺激或影响。公共政策输入过程实质上就是利益的表达和综合过程。从公共政策输入的视角来看，西方国家的公共政策过程理论以奥斯特罗姆的制度理性选择理论(IRC/IAD)、金登的多源流分析(MS)、萨巴蒂尔与杰金斯的倡导联盟框架(ACF)、政策网络理论等为代表，而我国公共政策输入过程则是基于群众路线的中国特色政策过程模型。　　当代中国公共政策输入的理论边界主要有4个:当代中国的政府体制（政治体制），当代中国的两种代表理论，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单位制。当代中国公共政策输入的实践约束条件主要有6个:市场经济的利益分化程度，利益组织化程度，草根NGO的发育程度，大众媒体的定位与市场化、独立化程度，思想库、智囊的独立程度，政策社群、政策共同体、政策子系统等政策联盟的联合程度。当代中国公共政策输入的特殊因素主要有3个:当代中国执政党（国家）意识形态，当代中国政治文化，当代中国民情与民意。　　根据当代中国公共政策输入的理论边界以及实践约束条件，并充分考虑到当代中国公共政策输入的特殊因素,当代中国公共政策输入解释型或者描述型的分析框架模型建构的变量构成主要有9个:公共政策制定中枢系统、公共政策制定外围（辅助）系统、组织化的利益团体、公共政策输入行动者网络、草根NGO（民间NGO）、知识精英（思想库、智囊以及公共知识分子）、大众媒体、执政党（国家）意识形态、公共危机事件。其中，公共政策制定中枢系统，即党政结构，主要承担着利益表达与综合、议程建立/设置以及备选方案拟定的动能，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公共政策制定外围（辅助）系统，主要包括人大，政协，民主党派，工会、共青团、妇联、工商联、科协等人民团体机关，协会、学会、联合会等群众团体机关（如文联等），单位尤其是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居委会、村委会等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等7类组织，主要承担基础性利益表达与初步的利益综合等辅助功能,实际发挥信息通道与利益传输通道的作用。公共政策制定中枢系统和公共政策制定外围（辅助）系统共同构成了整个公共政策制定系统，是当代中国公共政策输入的核心结构。而当代中国执政党（国家）意识形态对政策选择进行严格的控制，限制着能够提上公共政策议程的问题类型，界定着能够被接受的公共政策各选方案的类型。组织化的利益团体、公共政策输入行动者网络、草根NGO都围绕特定利益向整个公共政策制定系统特别是公共政策制定中枢系统进行利益表达。而知识精英以及大众媒体不仅自身进行利益表达，而且也会代替其他利益群体等进行利益表达。其中，大众媒体是进行利益表达的公共平台。公共危机事件构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公共政策输入链条。　　根据当代中国公共政策输入分析框架的模型建构，当代中国公共政策输入过程可以概括为五种类型:“主动体察型政策输入”、“意识形态导向型政策输入”、“被动认定型政策输入”、“外压互动型政策输入”、“公共危机型政策输入”。其中，“主动体察型政策输入”和“被动认定型政策输入”的内在逻辑（运行机制和作用机理）主要表现为民主集中制和群众路线，“意识形态导向型政策输入”的内在逻辑主要依据执政党（国家）意识形态以及执政理念和政绩合法性的现实需要，“外压互动型政策输入”的运行机制和作用机理可以概括为“被动防御、严格控制”，“公共危机型政策输入”的内在逻辑主要依据对党的统治地位与领导地位的现实威胁程度来决定公共危机事件能否启动政策输入并排定输入的优先次序。在当代中国公共政策输入过程的五种类型中，公共政策输入成功的条件是党政结构的体察与认定。而没有成功进行公共政策输入的，就是隐蔽议程问题。　　通过在高等教育政策领域选择211工程案例和985工程案例进行实证检验,选择“妇女阶段性就业”案例和“《婚姻法》修改”案例对全国妇联作为功能性利益团体发挥政策输入功能进行案例分析，选择SARS危机和“孙志刚事件”进行个案分析以检验公共危机型政策输入，可以验证当代中国公共政策输入分析框架作为一种解释型或者描述型的分析框架，能够成功而准确地解释当代中国公共政策输入的实际过程和本质特征。　　运用当代中国公共政策输入分析框架于具体政策实践之中，可以发现当代中国公共政策内部输入框架暴露出5个方面的主要问题:可能会造成逻辑起点错误，不利于保护公共利益;容易引起输入超载和输入失败，可能导致系统效率低下其至崩溃;间接性输入，中介环节过多，发生信息损耗、扭曲与失真现象;体制内的利益表达渠道不畅通且缺乏效用;基于群众路线的政策输入过程的有效性缺乏制度保障。与此同时，当代中国公共政策内部输入框架面临着8个方面的主要挑战:公民社会的兴起,公民政治参与要求高涨，利益集团的形成，利益分化造成替代性利益表达的困难，党政机构和官员存在自身利益，大众媒体的市场化、独立化程度较高，网络媒体等新兴媒体的崛起,公共危机事件的常态化频繁发生。　　面对这些问题与挑战，必须明确当代中国公共政策输入框架优化的制度演进向度的宏观趋势:公共政策制定模式是法团主义而不是精英主义更不是多元主义;公共政策输入过程的宏观架构是体制吸纳而不是人民民主;基层利益表达单元是单位制而不是社区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明确当代中国公共政策输入框架优化的具体路径选择:加强党的利益代表机制建设，实现从整合型政党向代表型政党转变;充分发挥公共政策制定中枢系统的利益表达与利益综合功能;充分发挥公共政策制定外围（辅助）系统的基础性利益表达功能;发挥利益集团的利益表达功能，防范强势利益集团的渗透与侵蚀;加强引导与控制，发挥大众媒体的利益表达平台与议程设置功能;完善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机制，拓宽弱势群体利益表达渠道;构建公共危机事件有效治理的长效机制，促动政府治理结构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