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后疫情时代的到来,众多电商企业在政策扶持下不断兴起并发展,与此同时,大量实体企业受疫情影响陷入了经营危机。企业之间对于市场及资源的争夺愈发强烈,不少线下实体企业面临着销量惨淡的境况。从资不抵债到退出市场,企业必将完成清算与分配的破产事务。在破产程序中,待履行合同的处理对于企业有着重要的影响,而破产管理人对待履行合同的处理结果事关各方主体利益,由此深刻影响着社会稳定。在破产管理人处理待履行合同的过程中,法律赋予其做出履行或解除的自由选择权利,是对我国现阶段合同原则的重大突破。在突破原有合同原则与实现各方利益平衡的目标下,我国破产立法对于待履行合同选择权的规定较少且存在含糊的界定,以至引起了各方的争论。文章前三部分的写作目的在于奠定理论基础以及明确问题导向。第一部分,对待履行合同和选择权的概述;第二部分,列举破产管理人选择权的实现条件及法律后果;第三部分,提出我国待履行合同选择权规制制度的现存问题。对该制度仍存在的问题将围绕以下四个方面展开,第一,从法律后果来看,当前法律并未明确继续履行或解除待履行合同的后果;第二,从适用范围来看,未对现实中的特殊情况进行列举;第三,从权利监管来看,破产管理人行使选择权的标准未做详细规定,同时存在着监督缺位的情形;第四,从破产程序来看,法律未对破产管理人行使选择权的时间进行合理限制。文章的第四部分将阐述相关规则的明确以及法律条款的细化,针对选择权规制制度中的上述种种问题,结合实务案例与理论分析尝试提出完善之举措。就待履行合同选择权规制层面来说,一是明确权利实现的法律后果,二是明确适用范围,三是明确监督主体与设定灵活的监督方式,四是合理设定程序时间。制度的完善不可单单依靠文章,而是需要实践与理论并行。本文从制度的层面对待履行合同及选择权制度进行研究,希望能对破产程序中待履行合同制度的完善尽绵薄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