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唐是唐宋变革过程的重要枢纽，也是中古转为近古的一个阶段。南唐政权文教之鼎盛与生活之放纵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本文试图将南唐政权本身作为一个审美对象，探讨其基于政治而产生的江南意识，以及此种江南意识焕发出的美学之内涵。
　　本文首先揭示出，基于闭锁的心态，南唐人认为自己继承了大唐的文统，事实上却是将其意义从文教转为文艺，希望借助文艺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于是产生自我认同与外界认识的歧异。李昪将自己追认为唐代皇室后裔，使前期南唐充满中原政治认同。直到南唐战败于后周，失去政治希望后，被迫用文艺保持体面。于是江南意识消化了中原意识，变为自觉。它既带有政治底蕴，又将政治意识审美化，使南唐成为一个专注于美和艺术的国度。
　　其次，本文以南唐的绘画、珍玩、文论为例，指出南唐既保留功利性质的审美，又不由自主地喜好无功利的纯粹审美，已经不动声色地转向审美自由的文艺观，产生出文艺境界。它首先来自多层次情景产生的空间感，而作家主体精神又超出并驱动客体构筑了“江南”这个宏大的文化空间。
　　借助以上研究结果，本文指出南唐艺文和它们的作者都处于一种“惑溺”的思维内，亦即拥有压力导致的普遍神经症人格。具体而言，南唐的美学内涵可归结为“狂喜”和基于物感体会到的“哀伤”。它们不是平行，而是交融为“狂喜的物哀”，形成自我背反的美学。一方面，家国之哀移情到外物，诗人又通过体物深化了哀愁。另一方面，这种艺术生产的快感使审美意识遮蔽了政治意识，形成南唐的江南意识，并且通过南唐的文艺被近世江南文化传承下去。这种“神经症”恰恰成为南唐美学内涵发展的契机。而南唐的美学内涵在后世的接受、演变过程中，又逐渐脱离其神经症的阴影，沉淀而为江南文化的重要成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