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辉煌灿烂的时代。作为北宋时期杰出的历史学家和影响卓著的政治家，司马光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进行了全面而深刻的总结。在司马光的历史著作中，全面贯穿着儒家伦理纲常和价值评判。在从政期间，他系统地提出改革政治弊端的主张和措施。熙宁年间，他是反对王安石变法的领袖，元祐主政后他又全面废除新法。在司马光去世后的一千年里，对他的政治思想的评价出现许多争论。现在我们重新评价其政治立场，梳理其政治哲学，不仅是历史研究的需要，同时也对今天的政治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司马光是在天人关系的宏大背景下，审视人的存在状态以及人性和人的终极追求等问题的。他综合孟子性善论和荀子性恶论，提出“性善恶混”的观点，将人的现实性和理想性统一起来。他还提出德才兼备的人才观，在人生理想上追求圣贤境界，把圣人看作是主导社会和历史的决定力量。司马光认为人对群居生活的需要是社会存在的前提，国家乃是伦理和权力的双重产物。国与家是一种同构的关系，对家庭伦理的重视构成了司马光思想的一个特点，他编撰的家范和家礼著作对中国传统社会后期产生了重大影响。司马光认为君、臣、民之间要保持一定的制约和平衡关系，才能维持国家的稳定。君主是政治的核心，臣属协助君主实施统治。他肯定了人民的作用，对经济活动和物质生活予以高度重视。司马光重视治道，在君主制下探讨治国方略。礼治是根本，维护礼制的威严是君主的要务。德治和礼治互为表里，统治者要有德，才能教化百姓，淳化风俗。他还主张健全法制，认为法制是辅助性、补充性的。司马光反对因循守旧，在熙宁以前就已经形成了对旧体制进行改革的想法。但他不赞成激烈的变法，而是主张渐进式的因革损益，在肯定宋初体制的前提下进行除弊的工作。司马光与王安石的政治分歧，不是两条根本路线之间的对立，而是儒家阵营内部关于改什么和如何改的争论。司马光的贡献在于他对中国传统政治哲学进行了全面总结，《资治通鉴》提供了一个被后世广泛学习和借鉴的政治文本。司马光在君主制的框架内寻求治国之道，将传统政治哲学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但他并没有完全解决其固有缺陷，只是做了某些调适修补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