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活动是伴随着语言的发展共同发展起来的，可以说，它的历史与语言本身一样久远，是个古老而复杂的过程。但是迄今为止，对于“翻译难”的感叹依然不绝于耳。郭沫若认为翻译之难，胜过创作。郁达夫、鲁迅、余光中等人，都在不同场合谈过翻译的难处。而对于译者来说最难的并不是翻译不出文本意思，而是翻译不出文本风格，作者风格甚至文本思想内涵。也就是说，译者始终被困在原文的“忠实”和“背叛”两者之间无法逾越也无法摆脱。吕俊教授认为中国翻译研究曾经历了三个范式：语文学范式，结构主义范式、解构主义范式等一系列过程，译者的能动性与译者的主体性是紧密相连的。本文分别介绍了几种范式研究中的主体性问题，从最初的语文学式开始，人们普遍认为翻译活动是译者的随性而发，是依赖译者的个性，凭借广博的知识和翻译技巧的翻译过程，在翻译中显现出较多的“灵气”。这种放纵译者主体性的倾向并不符合科学认识论，这时期也没有固定的翻译理论产生发展，一切都是译者关于翻译方法的讨论。紧接着翻译界掀起结构主义之风，译者的地位一落千丈，其主体性受到抑制，文本被看作是固定的语言符号系统，是封闭的自足的体系，与主体经验无关。作者被宣布“死亡”。但随后发展到后结构主义翻译阶段，本文分别从解释学、接受美学和解构主义三个方面来说明泽者的主体性问题。译介学又进一步认为译者即创造性反叛者，这一切都使译者获得了与原著者平等对话的权利，有时甚至拥有超越作者的权利。将译者置于了翻译活动最中心的位置。基于以上三种翻译范式研究的不足，吕俊教授借助当代德国哲学大师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提出了建构主义翻译理论，该理论以哈贝马斯的普遍语用学为基础，认为我们应该从语用学的角度，重新理解和诠释译者主体性问题。根据哈氏的观点，惟有在与世界的关联中，单独的人才能成为与众不同的个体而存在。离开了社会群体，所谓的主体将无从谈起。因此，在建构主义阶段，翻译就是主体间为了达到相互理解借助语言在其所处社会中进行平等对话。主体间的可理解性、可沟通性成为译者主体性研究的中心问题。所以，在该阶段译者的主体性具有了一种社会行为主体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