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化问题是各国经济增长中普遍而深刻的问题,目前对其的研究成果颇丰,但理解的分歧也大量存在。本文从工业化阶段认定标准的辨析入手,论证分析了当前以产业产出值比例和劳动力比例来衡量一国工业化阶段的缺陷,通过对发达国家工业化历史进程和产业现状的比较,本文首先得出两个基本结论,第一,一国的工业化必须充分发展,充分工业化阶段不可逾越；第二,可控工业化水平应该成为衡量一国真实工业化阶段的标准。上述两个阶段互为前提和结果。即充分工业化必须依靠可控工业化来实现,其目的也是为了一国可以最终实现对本国工业运行的自我可控；可控工业化需要充分工业化来提供产业系统的支撑,其结果也必然能达到充分工业化状态。由于可控工业化的控制力来自产业的实力,充分工业化的实现需要借助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本文用制造型经济的概念将充分工业化、可控工业化和产业国际竞争力三个概念揉合起来,用以强调中国工业化的使命和途径。 制造型经济的实现基础是产业竞争力的提升,而实现道路则是新型工业化。新型工业化具有强调产业创新、强调对现有问题系统思维的特点,它不仅为中国工业化展现了一种新的道路,也为中国工业化提供了现实的政策背景。因此,本文从系统论的视角,以重视产业创新的基调入手,来探讨本国产业协同对产业创新和产业国际竞争力的积极作用。通过对中国产业协同状况的实证研究,本文发现,中国采掘和制造业的中上游产业在技术创新和产业竞争潜力上都具有良好的基础,但由于下游产业的技术创新感受力和自觉力不够,结果导致技术创新传导和深化能力在上下游产业链上被削弱或割断,最终影响了中国制造业整体产业竞争力的提升。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本文建议中国工业化应该集中优势资源,在精选出的主导产业体系内,通过确立技术主线的方法,凝聚产业创新和产业协同的方向,在建立围绕产业主线设立技术标准体系、构建协同共享的技术平台、消除分割的体制障碍等措施的配合下,实现和强化产业的协同,提升中国产业的创新力和国际竞争力,最终促成制造型经济的形成。 本文共分为六章。第一章导论部分包括论文的选题依据、文献综述、研究思路和文章结构、研究方法和主要创新等内容。本文的选题依据来自中国对工业化问题,尤其是新型工业化问题还缺乏一个系统论的研究视角的现状。由于产业构成和运行的系统特征非常显著,因此以系统的观点来分析当前人们工业化问题中的一些认识误区应当也可以是一个有力的研究工具,本文正是希望在这方面作出自己的尝试。在文献综述部分,本文概括地回顾了工业化、新型工业化、产业的国际竟争力、产业创新,产业协同等核心概念及其关系的国内外文献。由于本文以系统论的角度来解释这些概念,对其中一些概念的理解有不同于人们通常认识的含义,对此该章给予了简单指出,并留待文章的其他部分再详细介绍。对诸如制造型经济、可控工业化之类本文提出的全新概念,则不在文献综述部分引经据典逐个论证,而完全放在文章的相关章节中说明。 第二章首先通过对多国工业化历史经验和现状的横纵向比较与归纳得出推论,即任何国家的经济增长必须以充分工业化为条件。发达国家不仅不无例外地经历过充分的工业化,而且如果用可控工业化水平来衡量,其目前的工业化水平依然较高。以国内产业的产值比重和劳动就业比重来衡量一国的工业化标准对先行发达国家是可行的,但对于当今全球化条件下的发展中国家,很可能导致对本国工业化阶段的判定混乱,由此带来的产业政策失误是非常危险的。因此,本文建议,应当将可控工业化作为衡量一国真实工业化水平的标准,把追求可控工业化作为一国工业化的基本目标。由于可控工业化与充分工业化和产业国际竞争力具有紧密的关联,本文提出了制造型经济的概念,论证了中国必须大力发展制造型经济,才可能顺利完成工业化任务,实现赶超的目的。 第三章首先对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概念作出了辨析,指出制造业国际竞争力是中国制造型经济实现的基本保障。通过对产业国际竞争力评价指标和中国制造业竞争力现状的比较说明,本文指出,作为赶超型大国的中国,对外不仅要面临发达国家的技术压制和市场压制,还要面临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同层次产品的过度竞争；对内除了要解决大量农业人口的非农转移、企业创新力和竞争力较弱等问题,还要突破人均自然资源高度匮乏等发展的瓶颈。因此,中国的工业化不能简单重复发达国家已经经历的传统路径,而必须走新型工业化的道路。中国发展新型工业化的实施要点是：加强技术创新体系的建设；加强对传统制造业的技术改造,使之融入现代技术系统；加强高关联性产业的建设,构建产业协同体系。 第四章对产业系统、产业协同的概念,产业协同的特点、机制、重要性以及方法论做出了系统的说明。由于系统内部要素之间的关联强于与其他子系统内要素的关联,国家内部的产业关联也高于其与国外产业的关联,因此,一国应该首先强调国内产业的整体协同性。然而在开放条件下,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却有着越来越严重的被外国产业钳制的倾向。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制造业的控制,已经相当程度上割裂了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关联,影响了发展中国家的产业互动和协同发展。本文指出,由于产业协同是中国制造业在国际分工和国际竞争中占据优势地位的保障,是产业创新的重要支撑力量,是可控工业化和充分工业化的可靠基石,所以,中国必须充分重视在产业发展中对产业协同机制的建设。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制造业控制,已经在不同程度上剥夺了这些国家的持续发展权和增量福利索取权.因此,中国未来的深度工业化必须要以提高可控工业化水平和能力为目标,通过构造和强化自身的产业协同体系,来摆脱发达国家的技术和市场控制,谋求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实现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的转变.该章还介绍并比较了可用于产业协同研究的不同方法,说明了本文的研究将主要借助系统动力学方法的理由。 第五章,本文首先把图论方法和投入产出模型相结合,通过数量的方法划分了中国采掘和制造业的群类和层次结构,实证分析和梳理了中国制造业内部的产业关联体系和物质技术递进关系。以此为基础,本文用系统动力学模型对中国制造业的协同状况作出了分析,其基本结论是：中国采掘和制造业的中上游产业具有较高的创新潜质和能力,但中下游产业的技术创新力还相对薄弱,没有与中上游产业的创新形成配套和协同,这种状况使得技术创新在产业层面被严重阻断,对产业创新和竞争力的提升有很大的消极影响。 第六章提出了提升中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产业协同方略。该部分首先通过产业创新和产业竞争力关系的分析,把产业创新作为产业国际竞争力研究的立足点。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中国产业创新体系建设的基本原则,并依此原则,提出了构建基于产业创新的产业协同战略框架。该框架首先提出了一套筛选主导产业(群)的标准,以该标准来筛选中国的主导产业(群)并围绕其形成产业纵向主线,而后以此产业主线为基础梳理和精选主导产业群的技术主线,作为产业创新的核心轴线；技术主线在产业系统的自身作用力和技术标准体系、协同共享技术平台、消除分割的体制性障碍等外部力量的共同作用下,在产业协同中不断完善发展,凝聚着产业创新的能量,并将其最终转换为产业竞争力。最后,针对当前装备制造业所面临的较为紧迫的外资并购问题,本文给出了正面的回答,指出,外资对中国主导产业群内企业的大规模并购势必割裂中国产业的内在联系,削弱中国产业的创新能力,最终将降低整个制造业的竞争力,因此,有必要对其采取一定的控制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