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后所形成的银行监管，是一种激励不相容的监管方式。这种监管方式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金融稳定，但这是以牺牲银行效率为代价的，妨碍了银行的金融创新，具有金融压抑的特征，既增加了监管部门的监管成本，又增加了银行部门的监管服从成本，监管效率低下。近些年来，随着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为经济激励理论带来突破性进展，银行监管理念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形成了激励相容的监管方式。激励相容的银行监管注重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给予银行一定的自由裁量权，发挥其积极性和主动性，与监管者形成良性互动，既维护了金融稳定，又给予银行广阔的发展空间，是世界银行业监管方式演进的必然趋势。对这种监管方式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本文在资本约束背景下，进一步研究资本约束下银行机构激励相容监管问题，加深人们对激励相容理念的理解，推动我国银行业监管方式的发展。本文首先通过评述管理学与经济学中的激励理论、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的激励理论以及新规制理论，梳理出激励理论与新规制理论的发展脉络，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本文所要研究的问题。文献研究表明，由于经典激励相容理论的局限性，激励机制设计走入一个怪圈——激励机制越复杂，从理论上看就越有效率，但在实践中却越不易被广泛应用，这一点充分显示了既有理论的巨大局限性。因此，一方面，考虑到制度性金融风险，本文设计出了测量激励相容度的定性和定量方法；另一方面，对资本约束概念进行了界定，并对资本约束的本质含义进行了阐述，指出资本约束型的质量成长模式是商业银行的必然选择。在此基础上，对资本约束与激励相容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得出“激励相容和资本约束要以监管绩效为基础协调发挥作用、不可分割”的结论。最后，在该部分本文还对资本约束下激励相容理念在新巴塞尔协议中的具体体现进行了研究，从而得出结论：资本约束与激励相容理念不仅体现在理论研究中，而且体现在国际银行业监管实践中。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对我国银行业资本现状、日常审慎监管及退出三环节激励相容性进行了系统分析。通过对银行盈利性与资本充足率关系、银行盈利性与资本结构的实证检验，发现我国银行业资本数量虽然严重偏低，但在隐性存款担保机制尚发挥主要作用条件下，具有一定的激励相容性；可是以核心资本为主的资本结构是高成本资本结构，具有激励不相容性．并对国有银行注资方案进行了评析，由于历史原因，政府对银行业注资有其存在的合理性，而这种注资方式具有低激励相容性。通过对我国银行业市场约束力的实证检验，发现目前我国银行业市场约束的作用还非常微弱，隐性存款担保机制下对银行业监管的力量不是主要来自市场，而是来自政府。本文列举了详细的数据，并且还进行了两个案例研究：“山东省某市金融业日常审慎监管激励不相容调查”和“我国银监会实施监管收费的激励不相容分析”，说明了无论在宏观层面上还是在微观层次上，这种政府主导下的银行业日常审慎监管具有激励不相容性。通过对银行失败与资本比率的实证检验，发现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银行失败与资本比率都呈现显著负相关性质。我国银行业资本比率严重不足，但仍然能够持续经营下去，是因为隐性存款担保机制尚在发挥主导作用。通过理论和案例研究证明，与资本约束机制相比较，隐性存款担保机制无疑有许多弊端，但在中国目前环境下，完全放弃隐性存款担保机制、施行资本约束机制还需要承担很高的成本。因此，隐性存款担保机制虽然使我国银行业退出机制具有低效性，但还是有其激励相容性的一面。不过，随着银行改革的进一步深入，这种低效性会越来越明显，不利于优胜劣汰市场竞争机制的形成。与此同时，资本约束机制的正面效应会越来越显著。在上述理论和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了监管再造的概念。这个概念是从我国具体国情出发，结合国际银行业监管方式的最新进展，在资本约束下，以激励相容为核心，包括激励、约束、相容三个环节。在这部分，笔者还设计出适合我国国情的资本约束下问题银行处置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