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发展不仅是改变中国发展内核的重要力量，而且是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缩减城乡收入差距、实现社会均衡发展的重要内容。经济社会持续发展以及均衡发展的需要，使文化发展与繁荣逐渐成为当前中国时代发展的需求。然而，建立于计划经济体制之下，成长于转轨时期的中国文化管理体制已经难以适应新时期社会发展的需要，难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文化领域仍然属于较为薄弱的环节。　　为构建良好的文化生态，文化管理体制机制改革正逐渐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域。文化领域的特殊性决定了其管理体制机制改革与其它领域存在较大差异，表现为文化产品的生产供给过程中呈现出的三大核心特征——“外部性”、“鲍莫尔成本病”和“不确定性”，三大特征引发的多种问题共同交织，影响文化产品供给及其可持续发展:文化产品的“外部性”特征导致市场自发产品供给不足;“鲍莫尔成本病”问题广泛存在于劳动力密集型的文化生产创作过程中，导致生产成本不断上升，文化消费和供给过程面临双重财务困境;文化成长与发展过程中表现出较为突出的不确定性问题，影响未来可持续发展。三大问题的存在，成为当前制约文化繁荣发展的关键性因素。　　一直以来，“构建更富效率的文化供给体系，保障人民的基本文化权利”是文化改革最重要的目标。围绕上述目标，研究文化管理体制改革问题存在很多视角，本文以文化发展中存在的三大关键性问题—“外部性”、“鲍莫尔成本病”和“不确定性”为切入点，说明中国文化改革的绩效与改革措施能否有效解决三个难题密切相关。过去文化改革之所以在一些领域取得重大进展，根本原因在于改革措施较好地围绕上述三大难题展开，同样改革之所以在另外一些领域进展不大，根本原因也在于所出台的改革举措没有有效解决三大难题。三大难题的解决是开启中国文化改革之门的钥匙，更是文化管理体制机制改革的核心。　　首先，强调“外部性”、“鲍莫尔成本病”和“不确定性”是制约当前中国文化管理体制机制改革的突出问题。分别对文化发展中存在的这三大核心问题进行理论解释，同时对三大问题在文化生产与传播中的具体表现和如何克服等问题进行深入探讨，构建了研究中国文化管理体制机制改革的三维理论框架。　　其次，基于三维视角对改革的历史进程进行梳理，分别展开历史进程评价、法治化进程评价以及改革绩效和文化产业技术效率评价。改革的历史进程评价表明:文化事业和产业的分离以及分类管理基本思路的提出，实际上是基于文化管理者对文化产品外部性水平高低的判断而做出的选择。对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分类，同样也是政府重建扶持、资助体系以解决外部性、成本病和不确定性问题的理论探索过程;改革的法治化进程评价表明:当前文化发展面临法治化建设滞后以及执法效率不高等挑战，影响文化管理行为的规范性、权威性和稳定性。同时，采用超越对数函数的随机前沿分析(SFA)模型，对中国文化体制改革的绩效及文化产业技术效率进行了实证检验。　　再次，仅仅依靠市场的力量难以有效解决文化产品的“外部性”、“鲍莫尔成本病”以及“不确定性”这三大难题，问题的解决需要市场和以政府为代表的非市场力量的有机配合。因此，政府文化管理职能的准确界定和文化管理效能的提升就成为关键。供给层面上政府应当履行“激励社会文化自由创作”的职能，需求层面上政府应当履行“引导文化消费传播”的职能。以此实现政府在文化管理上“构建富有效率的文化供给体系，更好地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权利”的总目标。同时，根据文化三大核心特征，基于激励性规制理论构建了政府文化激励规制模型，基于网络外部性理论构建了文化认同模型，以此分别说明政府两个职能的理论基础和实现路径。　　最后，基于文化管理体制机制改革的三维视角和政府在文化管理上的职能边界，提出未来中国文化管理体制机制改革的创新发展路径。一方面，文化管理体制机制改革创新应以改革的三维视角为切入点，由“单一管理”向“文化共治”，由“行政管理”向“法治管理”，由“统一管理”向“差异化管理”方向转变，同时，充分发挥政策、财政以及多元化投融资体系在文化发展过程中的引导、扶持作用;另一方面，基于威慑理论分析框架，构建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的声誉机制模型，旨在通过完善文化市场综合执法体系建设，有效提升文化管理效能，肃清文化发展环境，以此形成对改革创新发展路径的有效支撑和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