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农村劳动力的大规模非农转移和农村社会的巨大变革,原来的“家庭承包经营体制”的弊端与问题日益显露,农业经营主体的兼业化、低质化趋势加速,农村社会进入了“制度化的半工半耕的小农经济形态”,谁是促进现代农业发展与农民增收的经营主体——“谁来务农? ”成为不可回避的重大难题。尽管以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和工商企业等为代表的多元化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已经成为我国农业经营主体的总体构架,家庭农场更成为重要的政策支持重点,但究竟家庭农场是否具备优势成为现代农业发展的经营主体,并通过制度创新成为构建多元化农业经营主体功能互补、分工协作的主导形式?家庭农场是否存在“规模决定效率”的线性关系和最佳适度规模?本研究的关注焦点,即是从家庭农场发展的制度创新和效率优化的视角,展开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这对于研究、促进我国家庭农场发展制度和农业新型经营体系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探索与现实意义。为此,本文以新制度经济学理论、组织经济学理论为指导,以家庭农场为研究对象,宏观研究上以农业经营体制的制度变迁和家庭农场制度创新为主线,微观研究上以样本家庭农场的效率分析及其影响因子分析为重点,采用宏观分析与微观分析、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的研究方法,逐次展开。最后,提出促进家庭农场发展的制度创新、效率优化的研究结论和配套的机制、政策建议。具体内容包括如下:第1章为导论。主要从选题背景出发,提出问题,并围绕研究目的,提出研究的主要方向、内容、方法和理论框架,并介绍本论文的可能创新之处和研究局限。第2章为概念界定与研究综评述。主要介绍论文涉及的主要概念及其特征、内涵,对国内外特别是中国近几年的相关研究进行分析和归纳,为研究提供方向与启示。第3章至第5章,首先就福建家庭农场的发展现状调查分析、家庭农场的制度供给与内在需求、政策支持及制度供给等相关问题展开分析,阐述家庭农场制度创新的理论逻辑和现实必然性。其次,确定建立家庭农场效率分析理论模型及样本数据问卷调查,借鉴经济学研究上仍然争执不下的“规模与效率”的基础判断,研究影响家庭农场经营内在因素与外部环境,提出以非参数DEA线性规划方法为基础、参数估计的随机前沿分析法(SFA)为补充的效率理论分析模型,以及影响家庭农场经营效率的可能因素;第三,开展福建家庭农场的经营效率实证分析。利用DEA非参数估计法和SFA参数估计法,探讨不同类型家庭农场的综合效率、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及其影响因子,结果说明:土地规模与效率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家庭农场的最佳规模效率存在“两头型”趋势,即小规模农场和超大规模农场更具备效率优势;样本家庭农场普遍存在产出不足、投入冗余规模过大的问题,特别是土地、劳动力要素投入冗余是限制规模效益的主要原因之一;不同行业间规模效率差距大,影响因子也存在明显差异,其中是否采用新技术、多元化农业经营等对家庭农场提升效率有重要正面影响,农产品品牌、农场主接受培训和性别等因子基本影响不大,年龄和家庭劳动力投入总体上与效率则呈负相关。第6章和第7章,首先是研究发达国家和地区家庭农场发展的制度安排与政策启示。从美、德、英等发达国家和我国台湾地区的家庭农场发展的借鉴研究分析中表明:家庭经营是适宜农业经济发展的有效形式,家庭农场的经营规模因资源禀赋差异巨大,构建家庭农场合作组织是各地的共同经验,政府支持是推动现代家庭农场发展的必要条件,土地制度是家庭农场发展的基础前提。其次,结合第3 — 5章的实证分析结论,以及相关国内外地区的经验借鉴,从理论上探讨家庭农场发展的制度创新与优化,包括家庭农场组织制度创新,以及农业就业制度、土地产权制度、农村金融保险制度、社会化服务制度等家庭农场发展的内外部制度创新。第8章归纳演绎本研究的主要结论,并围绕制度创新和家庭农场经营“规模与效率”,提出促进家庭农场发展的土地流转经营、职业农场主培训、农业社会化服务、财政支持、农村金融扶持等方向的政策建议。较之同类研究,本文在以下方面进行了新的探索,但也存在一定的研究局限:一是理论与实证结合,探索家庭农场制度的制度特征、内生需求和外部制度环境;二是以福建为例,对比应用DEA和SFA方法,开展家庭农场经营实证分析。剖析样本家庭农场的综合效率、技术效率、规模效率及其影响因子,提出具有区域产业多元化经营特色的“规模与效率”非线性关系的基本研究结论、农场效率优化的基本观点,丰富同类研究的区域化、特色化理论观点;三是提出家庭农场发展的组织制度、要素市场制度和现代企业制度等三个层面制度创新、效率优化及相关政策建议。这对大多数的丘陵和山区及东南沿海省份都有积极的借鉴意义;四是研究局限。家庭农场在福建尚处于发展初级阶段,相关家庭农场的发展缺乏成熟的理论支撑,缺乏更广泛、更长久的相关实践经验和经营数据,本研究可能出现政策性研究强于理论性探讨的研究偏差,实证分析也存在数据难以逐一佐证,而出现结论的偏颇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