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现代思想史和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瞿秋白是一个矛盾综合体。其中,知识分子与政治领导身份的融合与碰撞,导致他的一生被赋予多种色彩:其一,作为知识分子,他的身世笼罩了悲郁之色;其二,而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者的身份则赋予其开拓的晴朗之色;其三,作为政治家,他的结局则笼罩着苍茫之色。这些色彩是瞿秋白不可逃避的身份标识。然而,如果我们聚焦于其意识形态理论,其被赋予的悲郁、晴朗和苍茫之色都将成为其思想的陪衬。在茕茕独往、苦寻马克思主义真理的道路上,瞿秋白倾之以内心的热烈之火,而其探索的过程也是中国知识分子找寻摆脱“清客”救赎之路的一个缩影。瞿秋白意识形态理论的构想是一个逐渐丰富的过程,而其输入和倡导唯物史观,尤其是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译介和传播,加之以同时代学者的影响,促使瞿秋白开始关注意识形态领域,开创性地阐述了辩证唯物主义,并逐步成为一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其意识形态理论培育之旅途中,尤以“文化革命”思想的形成最为丰满和成熟。“文化革命”的出发点是通过文化来实现革命,它有一个完整的战略布局,涵盖了文艺大众化、文腔革命、文字革命、翻译与欧化等文化和文艺问题。其本质是讨论文化领导的归属权问题。瞿秋白认为文化领导权应牢牢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成为革命的手段和目的之一。这也是瞿秋白意识形态理论不断发展和成熟的标志。瞿秋白意识形态理论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而在笔者看来,阐发瞿秋白意识形态理论之时代意蕴遂成为必要之举。立足于瞿秋白为我们提供的理论视角,笔者认为,发挥文化话语权的重要作用,培养知识分子骨干,形成良好的氛围是当前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必经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