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学界对曹禺戏剧的研究,往往习惯于从外来文化视域探寻其创作渊源,而相对忽视了本土的传统文化与曹禺的深层联系。曹禺是吸吮中国文化乳汁长大的作家,其戏剧创作不可避免地会受到作为中国哲学与思想文化主体的儒释道文化的影响。文章的上篇试图对曹禺具有代表性的戏剧文本进行细读,全面梳理曹禺戏剧与儒释道文化的内在联系。在前期的戏剧创作中,曹禺吸收了道家返璞归真与精神自由的人生哲学,同时也在佛教的因果报应与净土理想的基本教义的启迪下,建构了对人生进行终极追问和探索的人文精神境界。在后期的戏剧创作中,曹禺转向了儒家的怀抱,一方面高度赞扬儒家的道德主义,一方面在国家危难的关头创作了一系列载道之作。儒释道三种文化精神分别在不同时期对曹禺的文化心态和戏剧创作产生了不同的影响。文章的下篇试图探讨曹禺戏剧对儒释道文化的反叛与超越。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欲望”和“死亡”是两个不可碰触的文化禁忌。曹禺在他的戏剧中一反传统文化对人的感性欲望的禁锢和“重生恶死”的观念模式,以他独特的生命体验为基础,同时大量吸收西方现代文化思想,积极展开对生命的欲望和死亡的探索,表现出与传统的儒释道文化迥然不同的文化意识,体现了一种现代性的人文精神。以儒释道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对曹禺的潜在影响是其戏剧民族化特征的内在原因。对西方文化的大量吸纳又使得曹禺的戏剧超越了某些传统的文化观念,具有现代性的内涵。曹禺在戏剧创作上的成功经验对未来中国现代戏剧的发展如何创造性地继承和发扬民族传统文化精神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与指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