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质量规制是企业质量能力发展的重要外在条件,同时对于企业内部的质量提升,政府质量规制又不仅限于发挥作为给定外部制度环境的影响效应。但是,已有关于政府质量规制与企业质量能力的研究存在着显著的不足。首先,在企业质量能力的研究中,大部分研究仅就质量管理、质量信号或质量文化等企业的一个或几个质量要素进行分析,缺乏对企业质量能力的整体性分析。其次,政府质量规制作为企业质量能力发展的重要外部制度因素,其对于企业质量能力和质量发展绩效具有重要的潜在影响力,但以往的研究较少注意到这个方面。已有研究更多的讨论了产业政策等因素对企业质量发展的影响,对于政府质量规制的类型划分、异质性政府质量规制对于企业质量发展的差异性影响及其机制路径,尤其是政府质量规制在与企业互动过程中可能存在的内生化影响,仍较为缺乏理论与实证分析。再次,已有研究并未建立针对政府质量规制与企业质量能力的完整且逻辑自洽的理论分析框架,同时已有的相关实证研究也主要局限于案例分析或小样本实证检验,实证分析的代表性、丰富性和稳健性存在不足。因而,对于政府质量规制与企业质量能力的重要研究命题,仍然十分缺乏将理论分析框架构建与基于微观大样本数据的实证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成果。鉴于此,本文构建了针对性的企业质量发展理论分析框架,并以此为基础运用我国最新且最具代表性的微观企业层面的质量数据——中国企业综合调查（CEGS）数据,对我国企业的质量能力状况、政府质量规制对其的影响效应及其机制路径进行了全面细致的描述和分析,从而深化了对质量能力这一重要企业能力的影响因素的认识,弥补了已有文献的不足,并为我国企业向高质量发展转型拓展了新的渠道。首先,本文在产业组织经典理论SCP（市场结构-行为-绩效）企业分析框架的基础上进行边际创新,建立IRCP（制度-资源-行为-绩效）分析范式,并以此为基础构建了针对性的企业质量发展理论分析框架。本文从理论上将政府质量规制划分为竞争性政府质量规制与选择性政府质量规制,并详细分析了其对于企业质量能力和质量绩效可能带来的差异影响及其作用机制,也为后续的计量实证和案例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其次,本文基于大样本一手调查数据对我国企业的质量投入、质量能力和质量发展绩效的状况进行详细地描述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实证分析了不同类型政府质量规制对企业质量能力的影响效应,及其潜在的机制与微观异质性。再次,同样基于大样本一手调查数据,本文从政治关联的角度出发,就企业在政府质量规制迎合中的行为选择,企业政治性因素与政府质量规制的影响机理进行更为聚焦和细致的分析刻画。最后,本文就如何更好的提高我国企业的质量能力和质量发展绩效,改进政府质量规制体系提高政策效果,最终帮助企业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提供了相应的政策建议。具体而言,本文有如下几点发现:第一,我国不同企业间存在显著的质量能力与质量发展绩效异质性。首先,质量能力与质量发展绩效在不同地区、所有制与企业类型间存在着显著的差别:企业质量能力评分和质量绩效评分最高的省份均是江苏省,其次是广东省、湖北省和吉林省,最低的是四川省;规模越大的企业质量能力和质量绩效评分更高;出口企业相较于非出口企业的质量能力和质量绩效更优;外资企业的质量能力和质量绩效评分更高,港澳台企业、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相对更低。其次,统计结果显示,现阶段我国企业普遍已经认识到加大质量投入和提升产品质量的重要性,但质量能力和质量绩效的整体水平并不高。最后,不同企业对于政府质量规制的迎合模式存在显著的差异,不同企业在竞争性政府质量规制和选择性政府质量规制中的选择存在明显的异质性。第二,竞争性政府质量规制能够有效提高企业的质量能力和质量发展绩效,这一结果在企业特征、企业家特征、行业与地区固定效应得到充分控制的前提下始终保持稳健,并通过稳健性检验、工具变量法检验和倾向得分匹配法检验。基于本文所提出的IRCP企业质量发展理论分析框架构建计量模型,回归结果显示,平均而言,相较于未迎合竞争性政府质量规制的企业,迎合竞争性政府质量规制企业的质量能力得分高出12.1%,以新产品销售占比为指代的质量发展绩效高出12.3%;与此同时,迎合选择性政府质量规制并未显著提高企业的质量能力和质量发展绩效。微观影响机制分析发现,尽管竞争性政府质量规制能显著提高企业对于质量要素的投入,尤其是能够提升企业在质量投入之后的产品质量改进,并提高企业质量发展的市场绩效,而选择性政府质量规制则不存在上述影响效应。第三,企业选择迎合不同类型政府质量规制的原因可能是受到了其政治关联禀赋的影响,而政治关联本身也进一步影响了企业的质量能力和质量发展绩效。从企业面对不同类型政府质量规制时的异质性质量行为决策来看,企业家所拥有的政治关联资源是企业中的重要影响因素。具体而言,在其他相关因素一定的条件下,拥有政治关联的企业选择迎合选择性政府质量规制的概率要比不拥有政治关联的企业高出10%,同时其在选择迎合竞争性政府质量规制的概率上低5%。另一方面,实证研究还显示,在其他条件一定的情况下,有政治关联的企业在质量投入上表现更优,但在质量投入后的产品质量提升转化效率,以及质量发展绩效上表现更差。不仅如此,企业的政治关联同时也抑制了竞争性政府质量规制的企业质量能力提升效应。基于对政府质量规制对于我国企业质量能力影响效应的描述与分析,本文认为:首先,应优化我国政府质量规制结构,强化以竞争性质量规制为主体的政府质量规制体系,为企业的质量提升营造良好的服务性制度环境;其次,应进一步强化企业的质量创新主体地位,促进各类质量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并发挥各个行业中大型企业对于质量发展的引领和支撑作用,并以供应链为中心和牵引,促使各个企业围绕供应链进行协同质量创新,提升全产业链的整体质量能力;最后,建议开展企业家质量精神再造工程,广泛树立企业家以产品为中心的质量发展理念,研发并在我国企业家中推广基于中国企业阶段特点和满足我国企业质量发展需要的中国企业高质量发展模型,以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为切入口从源头上提升我国企业的质量能力。最后,本文总结了在方法和数据上仍存在的一些不足,主要包括,由于缺乏有关企业的长时段追踪数据,关于政府质量规制影响效应的因果推断仍有待加强;由于所采用的数据来自制造业行业企业,无法拓展到对于服务业等行业的企业质量发展分析。此外,在政府质量规制与企业质量能力的研究中,进一步加强国别比较与一般性分析是需要进一步努力的方向。